论唐代荐举制度

唐代虽正式确立了科举制,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选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但荐举制仍盛行不衰,且又发扬光大,承前启后,形成了具有唐代特色的荐举制度。唐代荐举制形式多样,对象广泛,体现了“进贤受赏,为官择人”的宗旨,着重强调以求人才为主要目的,使大批有识之士、有实践经验之才循用荐举之途,迅速跻身于官僚集团的上层,根据不同时期的荐举对象,唐代主要有以下几种荇举形式。     

金朝荐举制度初探

金朝时期,荐举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金朝时期,荐举制度在前期萌芽,中期形成和初步完善,后期延续和进一步完善。金朝荐举制度存在岁举、自代举和特举三种形式,对被荐举者限定的标准是德行与才能,对举主的品级和所举员数有一定限制,对举主责任有明确规定,在程序上有严密的安排。因此,金朝通过荐举制度选拔了人才,加强了政权建设。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论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举业兴家的时代特征

乐安孙氏家族是唐代历史上以举业兴家的著名仕宦世家,其家族成员连续六代科第蝉联,且高科及第和词科登第者居多,乐安孙氏家族在唐代之所以被“世推显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其家族成员科举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乐安孙氏家族世崇儒学和“代传文雅”的优良传统,与唐代崇儒尊经及科举以经学和诗赋为取士标准的时代特征相适应,这是其家族举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倚仗,它不仅成就了其家族“文儒德业”和科第蝉联的科举功名,而且成就了其家族的发展和兴盛。     

披沙拣金 剖璞取玉——批判继承传统作文教学法

熟读、精思、多看、勤写,是我国传统的作文教学方法之精髓。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封建社会,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产生了程式化的作文教学方式。唐代“以诗赋取士,作应举诗”,有“破题”“颌     

唐代士族与文学摭议

唐代以科举取士，或云此举打击了豪门士族，致使唐代士族衰微。本文以为士族大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影响着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提供了“政治士族”与“文学士族”结合的条件，提供了传统士人由“政士”到“文士”角色的转换。文学也成为唐代士族凸显家族荣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越的主要标识。繁荣的唐代士族文学是繁荣的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

“以文取士”源远流长,其制度的建立始于西汉,唐人发展完备,全面实行,并提出命题加以阐释1。这是以考试“文学”为直接方式和基本准则的人才选任制度系统,“常科”和“制举”是其两个基本子系统;其“官试”2文体有策、“杂文”、判等,以此为中心形成丰富多彩的“取士文学”。试策则是取     

唐代武举及第者考述

文章依据现存史料,主要是利用近年来公布的《全唐文补遗》等墓志资料,对唐代14位武贡举及第者的资料进行整理,同时对考生年龄、分布、身份,以及武举人及第时间、授职和终官、武贡举与武制举的区别等情况进行研究。     

唐代墓志中“举大事”考辨

以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幢记》中的“举大事”为引子,结合唐代墓志中的其它语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梳理出“举大事”的词义演变过程,得出“举大事”有“定葬”义,并揭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论宋代提点刑狱官在地方官员荐举中的作用

宋代提点刑狱官在地方官员荐举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荐举可分为遵照朝廷诏令举官的“特荐”和每年定期保荐官员改转升迁的“岁荐”。提刑官还是幕职州县官改升京官的必要“职司”举主。为避免提刑官以权谋私,宋朝政府设立了一系列其荐举必须遵守的规则。提刑官等掌管一路事务长官的荐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相距地方遥远,不知实情,只凭资格用人的不足。但因监管不力,也助长了提刑官等监司利用荐举权力谋取私利、结党营私等腐败风气。     

试赋取士肇始新辨

一些论唐代科举制以及唐代律赋的史学或文学著述,都认为以试赋取士始于唐代。其实,唐代试赋取士是沿隋制,并非唐统治者的创举。无论是从献赋与纳赋的制度来看,还是从隋唐取±考文的实例,以及此期杂文与文之关系来看,唐以前就存在以试赋取士的情况。     

宋代制举衰微的历史流变

制举是科举的一种取士科目，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考试。它溯源于汉代的贤良方正，盛于唐代。宋代制举命运多舛，屡兴屡废，是制度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制举一直处于衰败、凋零之中。导致制举于宋代开始衰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宋代科举常科和三次兴学的强力冲击；制举报名资格日益提高；制举考试要求严格；统治追求操作简单、管理方便的规律的支配作用。     

说科举

中学教材里有许多篇目涉及到古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有向学生介绍的必要。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行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是由国家特定许多科目作为取士的标准,读书人就照这些标准去读书写文章以备应试。这种制度滥觞于隋朝,完成于唐代,后来不断加以修改:从唐代到宋神宗熙宁以前侧重于诗赋,可以称为“诗赋取士时代”;熙     

南唐贡举考略(修订稿)

南唐颇重科举,前后开考19次,而《文献通考》、《登科记考》等早期研究贡举的典籍均未曾涉及。本文综合各种有关记载,落实了其中12次的开考年份,另有4次开考年份作了大致推定,并推定了自公元952年到975年间可能停举的7年,还对其相关制度、知贡举、取士数、状元、考题、士风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略论范仲淹的荐举思想与实践

范仲淹作为活动于北宋中期官场上的重要人物,其荐举思想反映了该时段荐举制度的特征。范仲淹不仅重视对重要差遣的荐举,在宋代已有的选人改官需用举主以外,他还提出京朝官磨勘也需要举主,对荐举制度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同时,通过对范仲淹荐举关系的考察,可以得知北宋中期荐举的基础是举主对被荐举者的了解,其运转常态是依照荐举制度的规定进行的。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史料辨析

孟二冬教授生前所著《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新增武贡举及第22人,而从唐代武举科目设置的时间看,张山舄等4人不可能是武贡举出身,从对地方志和墓志等相关史料的分析来看,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来确认舒贺等7人是武贡举出身,真正属于武贡举及第的只有马元埸等11人。     

唐代试判制度考述

唐代“试判”主要用于铨选,过去在“科举与文学”语境下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涉及;但从更宽广的“取士”概念上说,铨选亦在其中,故试判也是“取士文学”的重要文体。理论上说,唐人凡参与铨选者皆有过判文的制作,而所有参加“关试”者也须试判,其总量之大可想而知;现存的判文也为数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像唐代试判制度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还     

明代的荐举

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急需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国家。但是,在王朝刚建立时,全国上下,自中央六部,至地方府、州、县,层层官僚机构尚须重新充实大量官吏。因此,明朝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荐举就是其中的一种。朱元璋十分注意荐举取士。洪武元年,他下令访求贤才。为了能够得到有真才实学     

唐代科举档案——甲历

甲历的由来所谓甲历,是唐代在科举选人和任用官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专门档案。甲,指文书档案的外封;历,指以履历为主的案卷内容。甲历制的建立与科举制的兴起密切相关。从隋炀帝开科取士到唐太宗时,已发展成为有“常举”和“制举”两种考试形式的科举制度。当时,在地方每年都举行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的考试,应试者多是州县的乡贡或国子监的学生,考中之后,才能选送中央参加吏部考试,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再思考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另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承认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概念的理解不一。本文在梳理了上述概念之后,认为“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唐初科举考试中“识文律”的评分标准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与定型,加速了有唐一代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在后一阶段,则是唐诗的发展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式,并最终形成后代无法企及的诗国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