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以社旗山陕会馆为例

山陕会馆是山陕二省商人在客地集资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同乡会馆。本文以关公为主,兼谈药王和马王三位神,分析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现象,认为神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作用。     

清襄阳湖南会馆考

湖南会馆是由在襄阳樊城经商的湘籍同乡组织于清初始建一座会馆,清末由湘籍诸多高官捐资重建成一较大型会馆,建国后馆舍陆续被拆毁,笔者通过调查基本弄清了其概貌。遗留于旧址和襄阳米公祠的2通石碑文字,反映了湖南商帮在樊的经商概况和义地制度,会馆的兴建与清末湘军水师有极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对近代百色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由于跟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核心领导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会馆.从档案史料中看到,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接壤滇黔桂的百色地区,就相继建立了多个粤东会馆.最初会馆以满足粤商屯货、转运、交易、留宿、集会等需要,后发展到以服务同乡商民为宗旨,努力创造一切为同乡商人客地经商的便利条件.会馆的建立及粤商的大量进入对百色建城建厅、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人口有着重大的影响.     

清代会馆、公所祭神内容考

该文通过对清代一些工商城镇碑刻资料的分析研究,叙述了清代会馆、公所的祭神内容。清代各会馆、公所组织中普遍存在祭神活动,其主要特征为：近一半的会馆、公所有祭祀关公的内容;某些会馆奉祭天妃或原籍地方神;公所分别崇祀各自的行业神;近三分之一的会馆、公所有多神共祭的现象。清代会馆、公所通过祭神以增强同乡或同业的凝聚力,祈盼神灵保佑其事业蒸蒸日上,财丰而众和     

百色粤东会馆对近代百色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由于跟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核心领导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会馆．从档案史料中看到，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接壤滇黔桂的百色地区，就相继建立了多个粤东会馆．最初会馆以满足粤商屯货、转运、交易、留宿、集会等需要，后发展到以服务同乡商民为宗旨，努力创造一切为同乡商人客地经商的便利条件．会馆的建立及粤商的大量进入对百色建城建厅、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人口有着重大的影响．     

汉口“咸宁会馆”考略

近代汉口咸宁会馆的创建者,有人认为是陕西咸宁,也有人认为是湖北咸宁,但述及该会馆的著述并没有提供最原始的直接证据。一般推理固然有其价值,而一手的史料更具明证的意义。考之《续汉口丛谈》、《咸宁市志》中的《钟台书院碑记》以及钟台书院纠纷案档案,可以明确断定汉口咸宁会馆是湖北咸宁所建。咸宁会馆本身虽然是同乡商人会馆,但在汉口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中也曾有过一定的贡献。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屯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侉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试论明清时期在兰会馆中的神礻氏崇拜

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场所。本文以许真君、关公和药王三位神礻氏为主 ,分析了外省在兰州所设会馆中的神礻氏崇拜现象 ,认为神礻氏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的作用     

桂北会馆的历史见证——对三江县福建会馆及其碑文的探析

本文根据调查和文献资料,认为广西三江县丹洲镇的福建会馆是桂北地区外地商人会馆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保存于福建会馆旧址的福建会馆碑记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该福建会馆对桂北地区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反映了外地商人的进取精神,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清朝中期广西外地商人会馆及其组织的发展水平和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充当的角色,而且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妈祖"信仰对闽粤商人在外地商业活动的巨大影响.今天,东部经济组织在广西经济中仍有重要作用.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从会馆到同乡会:近代河南旅京士绅的聚集活动及其影响

河南旅京士绅通过河南会馆对同乡关系进行了整合,后来虽因政治干扰,会馆遭受破坏,但河南旅京同乡会承续了它的功能。而与此同时,河南旅京士绅也通过旨在融入“地方社会”的活动拓展了交往范围,这为他们从“省界”迈向“国家场域”,进而形成庞大的“权势网络”奠定了基础。     

海外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的功能演变（1800～1950）

华侨华人会馆和社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支柱。早期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的过程中，依据地缘、血缘、方言等组建会馆，帮助客家新侨安顿、共同祭祀神明和先人、安葬同乡，以此在异国他乡互助团结和维系传统文化秩序。随着时代变迁，海外客家会馆和社团不仅传承原有功能，还开办新式学校培育新民、开办医疗机构、开展救国事业、服务行业发展等。这反映出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坚守文化传承的本心，赓续客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勇担时代要务，为华侨华人提供及时、有效的社会和文化服务，积极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     

广西平乐县商业会馆考察

广西平乐县城粤东会馆是最早建立的商业会馆之一;榕津粤东会馆人文与自然环境高度契合,是最具魅力的会馆之一;同安镇华山村粤东会馆是由村民自发建立的少有的村中会馆之一.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非同寻常.政府和民众既要重视保护这些商业文明的历史遗产,也要科学地开发利用,使之在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外来人口与苏州会馆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江南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使会馆应运而生,会馆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容忽视,而外来移民和流民的管理问题也更加突出。以史为鉴,应利用会馆和会所在当前苏州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

创建于1864年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渊源颇深。文会馆实施分斋教学,具有递升性、分科类的特点,被视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在教学过程中,文会馆吸收西学教材,融入具体教学实践,把握中国人学习特点,编辑出版西学课程用书,不但为教会学校使用,也为晚清新式学堂采用。文会馆秉承"完全教育"理念,重视中学与西学知识的讲授,所培养出的毕业生不仅流向教会学校,且为清廷官办新式学堂充当西学师资。     

论《窝头会馆》的艺术特色

《窝头会馆》是"京味儿话剧"的又一力作,该剧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独特的视角,粗粝而丰富的语言表达多义性的主题。《窝头会馆》通过小窝头反映大时代,是钱的表达,欲的深化,人性的升华。     

樊城会馆的历史与现状

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设立的供聚会、寄寓之用的馆所,是民间自律、自卫、自治的组织形式。中国的会馆,兴于明,盛于清,衰微于民国。樊城会馆的设立当在明末清初,相继建有20余座会馆。目前,樊城会馆幸存仅5处。且损毁严重。     

论明清时期四川工商会馆的边缘主体化过程——以陕西会馆为例

本文以明清时期四川的陕西会馆为例,论证了工商会馆在客地从边缘走向主体的历史过程,揭示工商会馆既是流寓客商被边缘化的产物,又是客商争取主体性的结果,并说明会馆从边缘走向主体是会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然法则。     

近代会馆职能的延续与变迁——以芜湖徽州会馆为中心

会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性或业缘性组织。作为徽商重要的活动地点,徽州会馆是旅居芜湖的徽人的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徽州会馆作为徽州旅芜同乡会的代名词,继续延续传统的祭神、义举的功能,在保障徽州本土权益方面亦出力颇多。与此同时,会馆也逐渐成为芜湖当地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地方军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芜湖徽州会馆职能的变迁与延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会馆面对时代变化进行的自我调适,是对其时政府职能缺位的补充;是对徽人间地缘联系持续性需要与当地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芜湖徽州会馆逐渐融入本土,徽人的会馆成为了城市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