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楚辞传播与拟骚诗传体性质的形成

传是先秦西汉一种泛论大意为主的注解形式。韵体传是韵文注解,大量存在于《易传》、《尔雅》、《文子》、《韩非子》、《楚辞章句》等著作中,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汉代拟骚诗实为韵体传文。汉统治者以利禄扶持楚辞解读的举措促成拟骚诗的兴盛,而拟骚诗也影响着之后的楚辞解读。     

许学夷楚辞批评考论

《诗源辩体》卷二主要是许学夷有关楚辞的批评,他对刘勰、朱熹、严羽、祝尧、胡应麟等人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所超越.许学夷以"辨体不辨意"为批评原则,强调屈骚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他接受《昭明文选》骚、赋二分的分类原则,重点辨析骚、赋之别.对于楚辞各篇价值与优劣比较,许学夷往往据其文辞之有无意蕴、有无文采而立论.他对《楚辞》作者的考辨,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体现了许学夷对儒家中和思想的接受.     

论汉代诗歌的音乐传播

汉代诗歌在当时的主要扩散途径是音乐传播.它在社会上下层两个文化空间同时展开,主要用于各种仪式场合及游宴娱乐环境.传播的行为主体涵盖了各个阶层,其中乐工歌妓占主导地位.所传诗歌既有民间歌谣,又有皇帝、文人及乐人之作,还有献诗、即兴之作等,在实际配乐演唱时大多要经过乐工的增损.传唱的方式按照表演人数的多寡、参予的程度可分为独唱、伴唱和齐唱;按照表演的艺术方式则可分为清唱与和唱两类,其中和唱又可分为人声和唱与器乐和唱.音乐传播对汉代诗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扩大了受众面,促进了创作,加强了社会上下层的交流,使诗歌风格走向通俗化.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     

楚辞研究与楚辞学研究同步进行 --评周建忠的《楚辞考论》

周建忠先生《楚辞考论》运用“楚辞研究与楚辞学研究”同步进行的方法，将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对楚辞及楚辞学研究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其双重的述结构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     

汉代执行制度考论

汉代的刑罚不同,执行的方式也就不同。在笞刑的执行方面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有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在执行没收罪人财产以及将其妻子收至官府做徭役方面有法定的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按照法定的执行程序进行。为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汉代还规定了劳役抵债和替代执行制度。     

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

文学的发展在于语言之用,汉代体物大赋以铺陈夸饰为主导,而赋之体物状貌在于语词的运用。汉人作赋,必读《楚辞》以为文体仿效的格式和语词取用的资源。通过《楚辞》和汉赋之文本,可探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稳定的形式依序递相祖述和夺胎换骨的脱化方式,体现出汉赋对于《楚辞》语词的直承与流变的趋势。     

汉代造型艺术兴盛的动因

汉代造型艺术的兴盛,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汉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厚葬风俗,二是得力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造型艺术活动的繁荣。正是有了这种造型艺术活动的广阔社会背景,汉代才留给后人极其丰厚的造型艺术品。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汉至明代的《楚辞》注本概说

文章首先对《楚辞》注本作了界定和选择，然后结合时代特点和训诂学的特点，对汉至明代的《楚辞》注释情况作了概要的描述。     

谈谈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

西汉时期,经学被确定为封建文化的正统,而《谷梁传》却长期受到人们的冷遇,直到西汉后期,《谷梁》之学才一度出现大盛的局面,并影响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谷梁传》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的以礼治国、重民保民的为政治民的政治需要;《谷梁传》注重宗法情谊,强调尊王思想,这可以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宗室内部的矛盾,巩固皇权的绝对统治;加之宣帝与鲁人关系密切,善《谷梁》说,及刘向等人娴于辞辩,奠定了《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基础。     

汉代汝南郡农业发展原因探析

西汉,汝南郡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郡,东汉,人口仅次于南阳郡,它是当时公认的中土大郡,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当时汝南郡农业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农业开发较早,优越的自然条件,秦末农民战争影响相对较小,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重视水利兴修,重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重视粮食替代品生产等原因所致。而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做法,对今天发展农业生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屈原:《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兼论汉代的楚辞观

《楚辞》一书编纂问题扑朔迷离,纷纭复杂,但只要抓住“屈原是《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这一核心,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另《楚辞》的编纂也反映了汉人的楚辞观,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楚辞观,才将楚辞创作引向了衰微之路。     

文献所遗之汉代宫官考论

文献和实物中见有大量之宫官职官,研究者多有论及。对文献所遗而见于实物的汉代宫官则无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考释。笔者将此类宫官,如长信居室、中邮吏、司宫等等逐一进行了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文献所遗之汉代宫官考论

文献和实物中见有大量之宫官职官,研究者多有论及。对文献所遗而见于实物的汉代宫官则无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考释。笔者将此类宫官,如长信居室、中邮吏、司宫等等逐一进行了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楚辞体形成的外部条件及内在原因

与诗歌为中原之第一种文学样式不同,散文为荆楚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实际给予楚辞体形成最有影响的是老庄散文。荆楚音乐是通向楚辞的第二个阶梯。从老庄散文迈向楚辞正是借助于荆楚音乐这座天桥,于是散文、音乐便构成了楚辞体形成的外部条件;应该说,楚辞体是由屈原来完成的。没有矛盾便没有楚辞,正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现实所构成的矛盾,便成为楚辞体形成的内在原因。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内在原因。由此外部条件和内在原因,楚辞便诞生了。     

文学院学人代表作 周建忠：《楚辞考论》

周建忠教授致力于楚辞研究30馀年,先后出版《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楚辞与楚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楚辞评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兰文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楚辞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楚辞〉注评》（凤凰出版社,2009年）、《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楚辞学专著10种。目前,正从事楚辞文献的数字化处理与运用、域外楚辞学及出土文献与楚辞等项研究。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和措施

汉代是继秦之后又一个封建统一王朝,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首先提出以孝治天下的王朝．汉朝以孝治天下,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积极寻求的结果。为了使孝能够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使孝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目中,从而使孝从原来的家庭伦理道德扩展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伦理支柱。     

汉代"不道"罪考论

“不道”罪并非始出现于汉代,战国中晚期“不道”罪名既已出现,但至汉代,它的内涵急剧膨胀。在汉代“不道”罪不仅指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而且也包括违反家族伦理的犯罪行为。正由于其内容灵活、庞杂,自汉以降,“不道”罪处在不断地分化中,总趋势是内涵不断缩小、明晰,至唐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