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幽苦语”的诗人之诗——黄景仁文学思想述略

黄景仁是清代中叶乾隆时期诗坛上迥异于流俗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大胆抒写寒士的不平之呜。文章试图以“好作幽苦语”为核心,梳理其文学思想,探寻其“幽苦语”背后的深层原因及丰富内涵,进而上升到文学创作的表现层面：执着地写诗人之诗。     

胡期恒生平及与韩江雅集关系之考辨

本通过考辨胡期恒的生平经历,初步勾勒其与扬州诗坛的渊源,探讨他于乾隆初期近20年间在“韩江雅集”中所起之作用与所具之认知价值,从一个侧面观照康熙、雍正、乾隆交接时段朝、野诗群力量的消长及“盛世”治策略施行之效果。     

乾隆：被拔高的“英主”

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是那些“盛世”论者最为忌讳的一个提示。 大家知道乾隆之死,也知道鸦片战争,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两者之间,只相隔了仅仅41年。按“盛世”论者的误导,好像乾隆以后,又过了好久好久“盛世”,大清王朝才衰败的。其实不然,半个世纪都不到,英国军舰就开到了大沽口。也就是说,乾隆朝既是浮夸起来的盛世结局,也是终于败落的衰世开端。     

从避暑山庄诗看康乾御制诗的艺术价值

康乾御制诗在艺术成就方面不很突出,未能象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李煜的作品那样在我国绵远的诗的长河中激起炫目的波澜,这是事实。这点康熙本人也有允当的认识。例如康熙住《夏日山庄》中写道:“畏景消烦虑,吟诗续古风。野花罗槛外,山鸟满林中。云气氤氲合,莺鸣飒爽同。无能寻丽句,赋物愧难工。”乾隆在《丛碧楼口号》中写道:“底事游眸不觉宽,四围山树碧云攢。拈吟聊复酬风景,欲弃陈言戛戛难。”在《登四面云山亭子》中又写道:“山庄一至一番登,亭柱题诗岁岁增。却是陈言难尽去,清新俊逸又何曾?”但是,康熙诗并非象民国初年有人说的那样读之“令人气绝”,乾隆诗也并非象现在某些人说的那么“不值一顾”。笔者认为,康熙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乾隆是其祖父所开创的“盛世”的承继者,一生中也不乏建树。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民族英雄,在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也是颇有才情的诗人。他们身为满族皇     

从黄仲则看乾隆中期寒士的依违

身处乾隆中期的黄仲则,其一生久受沉疴之痛,长怀寂寞之心,常有出尘之想。他性格孤傲,一生潦倒,堪称盛世的＂孤鹤＂＂饥凤＂,是常州诗人群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弹铗依人＂既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养亲;既是其性格所致,也是环境逼迫;既是诗歌创作所需,也是为了干谒功名。以其为个案可以管窥盛世寒士的生活状态、凄苦心境以及对权势难以超脱的依违。     

共寻宿草吞声地,苦忆连床觅句人——张锦芳交游诗略论

清代岭南诗人张锦芳致力于交游诗的创作,在他现存的近二百首交游诗中,既记载了朋友之间的交往,也诉说朋友之间的友情,更借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总体而言,张锦芳的交游诗具有风格凄清哀婉,充满愁苦之音;眼光精到,对朋友成就点评到位的特色。在乾嘉时期,张锦芳的交游诗展现了在"乾隆盛世"一位下层文人的心声,具有独特的价值。     

从《书所见》看赵翼忧民诗的诗史价值

赵翼晚年创作了一系列纪实性的忧民诗.对此研究可以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以<书所见>为个案来进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强烈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与自觉的诗史意识,而且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所谓乾隆盛世的子民艰难的生活状态,透过该诗可以明晰地倾听到盛世之音下的凄凉之声.     

试论骆绮兰诗歌中的男性意识及其成因

清代乾嘉年间著名寒闺诗人骆绮兰有《听秋轩诗集》传世,在其诗中含蕴着明显的男性意识,其成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二是因其交际圈中男性较多,这样的交游与诗歌酬唱增强其男性意识;三是受时势的影响,乾隆盛世之音中的阳刚之气感染了她,使其诗歌中流露出明显的男性意识。通过解读骆氏之诗,不仅可以倾听一代才女之心声,而且可以探析其生存环境中的士子风尚,同时还可寻绎所谓盛世之强音。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产生之主观原因

黄作则对于自已的诗才怀有十足的自信,而对那个所谓“盛世”的黑暗现实则充满了绝望感。他把自己的不遇与广大寒士的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由此而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幻灭感;而细察“天人之际”及自己的经历、遭遇、情感活动等,又必然地在诗人内心引发出双重的孤独感。所有这些,都成了两当轩诗伤感情绪产生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诗词的情理——诗词蒙语之十六

诗词是由情感而产生的。陆机《文赋》说“涛缘情而绮靡”;诗词又是和理性分不开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序》)。古人诗与乐分不开,谈音乐的理论也完全通于诗歌。《礼记·乐记》说: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梦想天堂

总喜欢在失落的季节里寻找被遗忘了的久远的诗音它掠过眼眸传得很远很远心灵被蜕质了青春的童话是五百年前的梦醒来后又是罪恶无奈缰绳的束缚我成了天上那棵绛珠草人到红尘是还债的我常常这样说也许会有个期限刹那间我的心如炽火般却不敢愤怒心底发出最深的呼喊不,是祈求我祈求上苍给我一个天堂每个人都享有“梦想天堂”的权利,我欣赏那些敢于“梦想天堂”的灵魂。江音同学“在失落的季节里寻找”,应该说,他(她)找到了“被遗忘了的久远的诗音”,那“诗音”居然是“掠过眼眸”的,“诗音”被作者通感为视觉形象,这又增加了诗的味道,使之更富有…     

自由为诗诗为自由——浅论盛唐气象的文学表现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这种就诗论诗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探讨“盛唐气象”这个问题上却总不免显得狭隘了。钱先生看来是过于拘泥于诗歌的自律性而轻视了诗歌融于时代融于生活时受社会氛围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严羽的观点则显得更为可取。《沧浪诗话》中说：“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人,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可见诗的盛世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普遍性的现象与唐的盛世是绝对不能孤立而言的。     

标点符号的妙用

(一)相传,有一次乾隆皇帝命纪晓岚书写折扇,写的是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书毕,乾隆看了看折扇,说:“这首诗你丢掉了一个字。”臣子奉命为皇帝写字,如此粗心大意是有罪的。纪晓岚接过扇子一看,果然将首句的“间”字漏写了。但他稍动脑筋,便镇定地说:“没丢字,我写的是词不是诗。”乾隆吃惊地说:“如是词你读来听听。”于是纪晓岚看着扇子读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哈哈大笑,举起大拇指夸奖道:“聪明得很,狡猾…     

论王昶词学理论的新变及其影响

乾隆中后期,王昶将“格调派”诗歌理论融入“浙派”词学理论当中,强调词的“醇雅”风格,淡化朱彝尊、厉鹗词学中的“骚雅”精神;强调人品对词品的影响,淡化遭际境遇对词人创作的影响。他的理论,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审美情趣,偏离了厉鹗词学抒写寒士悲情的基本特色,将“浙派”词学带到更加注重形式的道路上,是“浙西词派”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春江花月夜》初探

清末王闿运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说:“孤篇横绝,竟成大家。”近人闻一多先生评《春江花月夜》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些赞美真达到了极致。然而从明代以来,文评家尽管对这首诗都是肯定的,但由于欣赏的角度和理解的程度各有不同,因而无论从内容或艺术方面,看法都不尽一致,甚或是互相抵牾的。就内容说,有人认为是“细致、形象而有层次地描绘相思离别之苦”;有人认为是“真实地反映出所谓‘大唐盛世’的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就结构说,有人认为诗的后半部全是思妇之词;有人认为中间穿插有游子之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这首杰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奥秘呢?     

盛唐文学背景下的王维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不少学者虽承认王维山水田园诗也体现了“盛唐气象”,但却不能代表盛世文学,它们只是盛世文学主旋律之外的音符。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实际上,从王维本人的精神风貌、诗歌内容及诗中洋溢的气息氛围来看,他的这些诗折射出的恰恰就是盛唐人们的精神风貌,盛唐的社会现实,所以说它们也是盛世文学的代表部分之一。     

从故国之思,盛衰之感到盛世之音:王士Zhen诗歌体现 …

本文以王士Ｚｈｅｎ的《秋柳四章》作为核心文本，辨析了王士Ｚｈｅｎ 的“盛衰之感”和清初遗民故老的“故国之思”的不同内涵。在此基础上，把王士诗歌 的心路历程归纳为从“盛衰之感”到“盛世之章”认为王士Ｚｈｅｎ诗的变迁轨迹是当时诗 审美风尚嬗变的缩影。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红楼梦》产生在十八世纪中叶,即所谓“乾隆盛世”,实质是封建社会业已腐朽、不断走向灭亡的历史转折时期。作者曹雪芹亲自经历了封建贵族家庭由“烈火烹油”之盛到“忽喇喇似大厦倾”之衰,看清了封建贵族阶级骄奢淫逸的“世人的真面目”,以及他们“树倒猢狲散”的覆灭命运。曹雪芹把这一切都融化在《红楼梦》     

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

王士禛诗歌在神韵说指导下,追求言外之意,含蓄深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真谛,纠正了明七子貌袭而“神”遗之失,弥补反复古派强调个性之真而忽略诗“韵”的偏颇,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触及感伤的时代情绪和失落心态,也为传达志找到安全合宜的形式。而雅正清远的神韵之什,又是营造稳定、太平的“盛世元音”,被皇权着意选择,以之“振兴诗歌”,扶轮大雅,他也受到康熙帝的眷遇和擢拔,登上诗的“开国宗匠”之位。这除了个人的因素外,也是诗歌自身发展与历史、时代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