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缓兵之计

经过晚清各时期仁人志士们的不断探索和发展,"以夷制夷"成为李鸿章的主要外交策略之一,在晚清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被迫选择,并不谋求对外交以及其他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因此只是一时之策,并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外交困境.     

郑观应“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初探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形成于古代,到近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郑观应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主张师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利用国际公法以夷约制夷的外交策略。其主张有一定积极作用。     

浅析清末“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运用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没落的清王朝面对欧美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攻势,已无力抵御,虽有自强、御辱之心,但国力衰弱,终难     

抗战期间南京政府“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探析

“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运用的一项主要外交策略,与晚清不同,在南京政府时期,此政策的运用却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在叙述这一思想的来源与和演进之时,具体阐述了南京政府在外交实践中主要表现,并简要分析了取得成效的原因。     

论甲午战争期间“倒李”斗争中的安维峻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面对清军统帅李鸿章推行消极作战、积极求和的方针,清政府内部掀起一股“倒车”斗争的高潮．甘肃秦安籍人、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是斗争的关键人物．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给李鸿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免除其长期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职务．这一斗争虽无法改变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命运,但对解放思想,推动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略论许景澄的“以夷制夷”思想及实践

作为晚清早期驻外使节,许景澄有着丰富的外交活动和独特的外交思想。以“帕米尔交涉”、“三国干涉还辽”这两起对外交涉事件为视角,审视许景澄的“以夷制夷”思想及实践,从中探究晚清外交家办理外交的艰难与困惑,进而了解当时他们为维护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与努力。     

论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的原因

本文认为,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主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秉承清廷圣谕的结果;二是为了“避战保船”．保存实力;三是恃强”轻敌之故;四是一味依赖西方一“调停”及迷信“万国公法”所致。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晚清,＂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大致孕育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正式形成,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晚清政府秉承＂以夷制夷＂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外交,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为俄所用,同其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在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甲午战争中“禁米出洋”政策的实行看清政府的国际法意识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根据国际法和中日业已签订的条约,实行"禁米出洋"政策,目的是断绝对日本的粮食出口,迫使日军因缺粮而自行退兵以结束战争。"禁米出洋"政策的实行虽然挽救不了清朝失败的命运,却反映了清政府已具备一定的按照国际法行事、运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国际法意识。     

浅析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的根源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经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完善与发展,沿用至晚清。李鸿章继承了这一传统政策,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即结合国际均势主义理论,利用均势,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但历史证明李鸿章在其外交实践中,最终还是成为悲剧人物。而他的悲剧正恰恰再次证实了“弱国无外交”。     

试论甲午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

我国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在战争爆发前夕和初期，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在对日开战问题上，分裂成主战和主和的对立两派，主战派是爱国的，主和派是卖国的。这种区分其实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只有主战派，并无主和派。但这种主战派不待充分备战即仓促对日开战，以致中国惨败，因而是误国的，不值得肯定。     

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军事外债问题初探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为应付庞大的支出大举外债。这些外债主要用于清政府的军费支出。在争夺贷款权的激烈斗争中英国占了主导地位。借款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剥削性，对清政府财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是一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坚定的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国家意志,以及神道文化对天皇制政府的坚定维护,使日本国民在国家意志的指挥下形成了国民普遍的进取心。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安于现状、消极隐退、保守封闭,空谈"义、理",较少研究维护"义、理"的方略,这注定清政府不可能形成坚强的战争意志,进取的大国精神。清政府的腐败和战争意志的薄弱以及国民精神的颓废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这是构成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得出,国家意志的正确和坚强以及国民精神的奋发向上也是硬道理。这也是维系一个国家能否由弱到强,长盛不衰的永久的动力支持。     

李大钊的甲午观

李大钊以甲午战争为界将近代中国外交划分为"夜郎自大时期"和"痛心疾首时期"。这种认识源自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并随着认识的深化提升为一种爱国救国的理论。李大钊的甲午观表现在现实层面,就是痛恨日本政府对华的欺凌,参与抗议日本政府的活动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开始学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电报局的作用

电报局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企业,它的创办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甲午战争时期,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中国电报局承担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事务,尤其是电报局通过架设随军电报直接参与战斗,为清军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当然,电报局的作用发挥也受到当时时代社会条件的限制,如清廷财力的匮乏,使得战时电报局的建设颇受影响。此外,战事的不利也使电报局遭受人、财、物三方面的重大损失。     

甲午战争前后捐纳舆论的宏观情势

清代有关捐纳的社会舆论在甲午战争前后空前活跃,且逐渐形成"三论"并存、"停"论为主流的宏观态势.然而,因主张停捐的力量与主张行捐的力量相比劣势明显,致使停捐论在戊戌变法后遭受重挫.但是,经此时段,停捐论已深入人心,朝野有识之士对清王朝腐败根源的认识亦愈加深刻,并最终将捐纳与清王朝一同抛弃.     

甲午惨败前清政府外交政策之检讨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夕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缺乏对中日两国国力的清醒判断,过于拘泥“以和为贵”的成见而缺乏敌变我变的积极应对之策,对国际调停、国际规则过于迷信,以及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抵御外侮的气量和智慧.其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     

甲午战后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演变

甲午战后,地方财权大大膨胀,与中央财权的旁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央与地方的二元财政体制逐渐取代中央的一元财政体制.这种变化与时局以及新政的推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日甲午战争与黄遵宪晚年的民族国家思想

在重新解读黄遵宪咏甲午战争的诗,更能总结出黄氏晚年在总结甲午战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思想。首先,民族的救亡图存须要中国人养成民族国家观念,从而以全民族之合力对付列强的入侵。其次,要区别传统的“忠”和“义”观念与现代的民族观念:要用“中西合璧”来形成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再次,甲午战后,他依然坚持要战胜种族歧视,坚持民族和平共处。     

徐庆璋在甲午战争期间与日军作战相关事迹考述——从千山龙泉寺“屏藩独峙”摩崖谈起

千山龙泉寺"屏藩独峙"摩崖记录了清光绪年间辽阳知州徐庆璋为防守辽阳而抗击日军的史实。本文从徐庆璋及民团在辽阳保卫战中的表现、时人对徐庆璋及民团的评价、徐庆璋对清廷将领及清军的评价等几个方面考述了徐庆璋在对日作战中的相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