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凉州文人五言诗成就论

汉末凉州文人在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社会环境极为恶劣的境况下,在五言诗体裁与题材的开拓方面,凉州不仅涌现出众多作家与作品,而且其作品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因此,汉末凉州文人地位与成就不容被忽视。     

秦嘉五言《赠妇诗》真实性不容否定——关于木斋“秦嘉五言诗为伪作”问题的商榷

秦嘉的五言《赠妇诗》是标志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作品,木斋认为这是后人根据秦嘉与徐淑夫妇的书信而改写的,因而是伪作。然而仔细分析秦嘉夫妇的作品以及木斋的论证可知,木斋的论证并不能证明秦嘉的五言诗是伪作。木斋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曲解作品的含义,或做强词夺理的揣测,以迁就自己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于建安十六年以后的观点。     

汉末礼乐之变与赵壹《刺世疾邪诗》探微

赵壹《刺世疾邪诗》与《毛诗序》所言"变风变雅"相似,是东汉末年礼乐衰微背景下的变风变雅之调,因而言词激切、怨愤深广。赵壹虽未列名党锢,观其交游、性情、言行可知其人也深受当时党人以气节、清名为尚风气的影响。党人狷介婞直风尚在诗歌中表露无遗,大异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两汉之诗多入乐可歌,诗、乐联系紧密,诗常以歌名,《汉书·艺文志》所载诗歌等皆为入乐歌诗,东汉文人诗也常入乐可歌。赵壹诗作是明确可信的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最早独立于乐歌的作品。赵壹《刺世疾邪诗》二首分别以诗和歌命名,秦客为诗与鲁生作歌同时出现,鲁生作歌类于班固所作歌诗《咏史》,而不涉乐歌的秦客为诗则表明当时文人五言诗开始独立于乐歌。赵壹诗作最早显示出文人五言诗创作由入乐到去乐的倾向,为之后五言诗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论阮籍五言诗的成就

阮籍以其卓绝的创作成就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丰富了五言诗的情感世界;大量运用比兴象征,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乐府诗的文本传播与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形象及其艺术

《古诗十九首》中描写的思妇形象鲜活饱满,凸显了忠贞不二,执着热烈等传统型态。作为首批文人五言诗,作品中展现思妇形象的艺术也多彩多姿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以他者的视角:木斋汉魏五言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木斋汉魏五言诗研究结论惊人:汉代不具备五言诗成熟的条件,秦嘉五言诗为伪作,《陌上桑》为曹植或傅玄所作,曹植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十九首失名因曹植与甄氏的不伦恋.研究结论和所持理论均多有启人深思者.考察汉代五言诗,当注意它应用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式身份或严肃场合,文人四吉诗尚少,俚俗之五言尤不可能,偶有作也改造之使符合言志之一贯传统,精通之并不因之增价反可能遭致轻视.五言诗尚存娱乐消费之特定社会应用空间,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或多有介入,十九首中词汇或主人公形象的下层性质即是这一情形之遗留.与曹魏政治文化举动相仿之“鸿都门学”可能是造成汉末五言诗兴起的社会契机.     

魏晋五言诗发展状况述评

魏晋时期,是五言诗的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的诗学观念、诗歌题材、技巧和风格的每一分提高,都与五言诗的发展息息相关。将五言诗这种最初被看作俗体的新诗体,从民间引入文人诗坛,其终于成为诗坛正体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魏晋诗的发展过程。     

新课程下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探究——《古诗十九首》的感伤主题

关于“感伤”这一主题：在历代文人作品中都有体现,像《诗经》屈原的作品中都有较鲜明的抒发,可以将此类感伤概括为一种政治感伤,而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古诗十九首》,其感伤则为一种人生感伤,足见其区别,而从这种由政治感伤向人生感伤的过渡可以看出感伤所伴随历史时间性,且又体现了人的生命哲学意识。     

渐行渐远的民间文化--“凉州贤孝”

凉州贤孝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具地域乡情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当下凉州贤孝文化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面临着经济转型时期民俗文化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民间与政府齐心努力,凉州贤孝才可重焕昔日辉煌。     

战国作者的托名传播

所谓托名,是指作者假托古今名流传播自己的作品。托名现象的产生以作品署名为前提。从商周到春秋时期,由于作者的署名意识没有觉醒,因此不存在署名问题。作者署名意识的觉醒始于战国,由于作品可以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荣誉和物质奖赏,同时也是出于区分学派的需要,战国作者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有些作者考虑到自己声名不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快更好地流传于世,便假托古今名人进行传播。战国作者托名情形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托现实人物之名;二是托历史人物之名;三是托传说人物之名;四是弟子后学的作品被人托名。战国作者托名传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许多作品都是借助于古今名人效应而得以传世,有些传世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战国托名传播在后世流弊甚远,它使人看不清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环节,给后人考证文献真伪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

文章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百余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著作类出版物进行了分析梳理,展示了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各主要阶段的研究成果,着重从通史、断代史、人物与思想史、专题史、译著、史料建设与学科反思六个方面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和基本格局,并对上述状况与格局进行了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网络技术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挑战

网络技术对作品的创作成本、合理使用范围、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法律条款内容提出了挑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判断标准,还需考虑个人使用作品及其对享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     

先秦诸子反战主义和平思想的追思

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先秦诸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中包含着极其敏锐的见解,有揭示战争明确动机和肯定战争合理性的话语、有反对使用战争手段和否定战争合法性的观点、有关于国家之间交往规范与道德标准的相关理念。所有这些都为反对一般和特定条件下的战争提供了哲学、政治和心理上的思想依据,也成为历代政治家或国家决策者采取战争行为还是和平行动的观念因子。     

王维、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及艺术风貌

王维、陶渊明的创作在其前后划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别不仅反映了他们人生道路的转变，更是他们人生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     

“凤林书院”词人群体略论

本文以宋末元初江西“凤林书院”词人群体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考察他们的个性气质和词作风格后 ,认为他们在异族入侵、家国沦亡的时代危机前 ,忠节自励 ,并以词记录他们奋起抗争的心路历程 ,张扬“诗词同理”的词学观 ,词作表现出凄凉感伤的审美特色 ,使诗词传统主题得以升华和拓展 ,获得了极高的美学价值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云南作家为中心

近年来,清代诗文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力作也应运而生,先后问世。尤其是后者,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使之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就该书所涉16位云南作家,对其生卒年、著作、版本等有关问题进行考证,既为弥补该书之缺陷,给相关读者提供方便,也为丰富与推动云南地方文化的研究略尽绵力。     

汉代佛经翻译风格刍议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历代所译佛经汇集成浩淼的中华经藏，在介绍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特质。汉代译经为中华佛藏之滥觞。汉代译师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他们以尚质直译的风格译写佛经。梵文佛经的宗旨、语言风格与中国思维习惯、汉语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草创时期得到充分表现，遂形成有别于后来的译经风格。虽魏晋以后被“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的新译所取代，这些经籍却是中印文化和平交流的见证。     

具象绘画的抽象性与抽象绘画的具象性

理解绘画中具象性和抽象性两个基本属性的关系,在美术教学中,有助于学生欣赏美术作品时,能深刻体会绘画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本质,以利于拓展创作思路。     

论北宋末年的诗人心态

北宋末年诗人,因党派和学术关系差异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宫廷诗人群体,一个是元祜后学诗人群体。宫廷诗人的作品充满了骄淫、奢靡、浮夸的气息;元祜后学诗人的创作则表现得内敛、冷寂,充满失望的情调;二者在本质上都表现了末世诗人的颓废,是北宋末年诗人的主要和普遍的心态。同时,在酷烈的党禁中,元祜后学诗人虽流露出较强的畏祸心理,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