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试析孔孟荀的君臣观

孔孟荀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与态度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孔孟的君臣观具有相对民主的色彩,而荀子的君臣观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尊君抑臣的思想倾向。     

论荀悦的君臣观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不堪,政治上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军阀混战,君臣无实。国家日益走入困境,大厦将倾。在上下迷茫之际,荀悦积极参与政治,拯救社会大厦即倾之势,在儒家"正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的君臣观,要求君主和大臣在自己的"位"置上积极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同心同德,并辅之以制度考核,为成就"王治"之世找到了一条哲学依据。     

司马迁的改革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代社会改革的理论、经验、政策、措施和主张改革的人物作的实事求是的记载和评价,表现了他的改革观:继承了“法后王”的改革理论,反对复古倒退,肯定进步的改革政策和措施,肯定了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正确途径,赞扬了富于改革精神的历史人物,提出了人才是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司马迁的古今观

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保持一致,尽管在具体事功上对古今似有偏重,但司马迁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等视古今的理性态度。因古今在揭示天人关系上的同等地位,司马迁既反对崇古也反对厚今。因而在处理古今关系上他强调“古今一体”而要求通晓古今之变。司马迁对古今的态度及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其历史观密切相关。因古今时长的可调性,从宏观上看,司马迁在审视古今历史发展的总体历程时采取了循环论模式;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司马迁在审视具体的古今变化时又秉持明显的进化史观。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

在《黄石公三略》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中,君占据着主导,掌握着臣的生杀大权,臣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不能冒犯君主的权威.《黄石公三略》既把臣看作君治理国家的重要辅佐,提倡君主要竭力选贤任能,同时又把臣放到了君的对立面,认为君主要尽力控制、监督甚至打击那些把持政权或手握重兵的重臣.《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是博采兼容众家思想而形成的.     

司马迁天人观的二重性

司马迁的天人观具有儒道互补特征。一方面承继道家及荀学之天道自然观，认为天道无知，不干预人事，人事兴替应从自身寻找原因，并据此对天道报应说提出质疑，对神仙迷信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受儒家天命观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影响，认为秦汉兴亡是天命所致，天人可以相符。天道自然说和天命论的同时存在使他的思想具有二重性。     

司马迁之文学观小考

司马迁的最基本的文学观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一是“发愤著书”说。他持“讽谏的辞赋观”,对辞赋的讽谏作用极为推崇。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他的“考信”和“实录”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报任安书》、《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伯夷列传》第一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的序论部分等。     

论司马迁的女性观

司马迁的《史记》中描写了很多个性鲜明、性格突出的女性人物,反映出了他对女性的自身价值、社会价值的关注。分别从义、识、情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史记》的女性观,藉以阐述其在书写妇女历史方面的卓越贡献。     

浅论高力士在沟通君相关系中的作用

君相关系的和谐和合作在开元天宝政治中至关重要。高力士作为唐玄宗最信赖的得力助手,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在君相的沟通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能从大局出发,积极协调唐玄宗与朝巨尤其是与宰相的关系,促进了宰相与皇帝之间的通力合作,对开元天宝盛世局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明蒙通使之使臣的选派和接待

在明代,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通使往来是明蒙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使臣的选派、每次通使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对彼此间接待使者的礼仪等事宜,直接体现着明蒙双方的政策、态度和意向,并反映着明蒙关系的发展变化。     

“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取旨、书写圣旨三个环节。在进呈环节中,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协助皇帝了解外情,同时也常上下其手,操控信息。在取旨环节中,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由于经验、能力的局限,常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圣旨"之中,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书写圣旨时,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意,有时则会有所删改。出于防弊目的,皇帝在各环节上,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博弈也愈发复杂,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控制与媒体公关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多发,有效的舆情控制和媒体公关是成功化解危机的重要环节。本文从高拉公共危机事件的戍因及特点分析,认为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舆情控制是成功化解危机的前提．积极的媒体公关是化解危机和危机事件后高校形象修复的基本途径。     

关于密切社会主义政民关系的问题

论述了政民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尤其社会主义政民关系的本质、政民之间的矛盾以及通过调处政民矛盾来密切政民关系的途径等问题。     

对人地关系的再认识

章在对西方和我国人地关系学说和理论进行哲学思考的基础上，从认识论角度讨论和提出：解决人地关系问题时，其指导思想不仅应以地理学和生态学思想为指导，而且更应该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理念。     

当代中国府际关系中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及其重构

府际关系通常指国内各级政府之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三种基本模式，即中央与普通行政区地方政府关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关系。当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在于构建“集分平衡”——集分有别、集分有度、集分有序的新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     

论《史记》与炎黄大战

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炎黄大战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一场大范围的部落之间比较持久而频繁的战争。炎黄大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战争的总称,或者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所涉及到的地方都有可能是炎黄战争的重要战场。《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炎黄大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说刘讲项论史迁

长期以来，史学界、文学界对楚汉相争时期的两位风云人物——刘邦、项羽的评价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刘邦“虚伪狡诈”，是“流氓无赖”，而项羽则是“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本文通过历史事实和史迁对项羽的“过誉之辞”的分析论证，客观地评价了项羽的功过，揭去了套在他头上的道道光环，还一个“本真”的项羽于世人前。并对史迁“扬项抑刘”之举进行了批评。     

论儒家思想在司马迁性格中的地位——兼与李长之先生商榷

由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撰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第七章第六节认为 ,司马迁的根本思想是道家。鄙见以为 ,司马迁思想中确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素 ,但并不占其思想的主导方面 ,其根本思想依然是儒家。司马迁在李陵一案中的态度和立场及著述《史记》的前后经过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一言一行中仍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仁、义、礼、智、信 ,重修身立命、亲亲、立德、立言、多情善感的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