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州县吏治初探

<正> 整顿史治,是雍正主要政绩之一。而州县吏治,又是雍正吏治改革的得要组成部分、本文仅就雍正州县吏治进行初步探讨。一.“吏治之本在州县”雍正始登皇位,在《谕知州、知县》的上谕中,即明确提出:“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认为“全省吏治如作室,焉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为此,他告诫州县官吏:“尔州牧县令,乃京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贡赋狱讼,尔实司之,品秩     

两汉“风俗使”演变及职能初探

两汉“风俗使”源于三代周秦时期的采风制度，但至两汉时期，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只观风谣的古老制度发生了变化。两汉的“风俗使”除继续其“观风采俗”职能外，还用来考察官吏得失，延登贤俊，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而且成了监察地方行政得失的一种重要辅助方式。作为一种受皇帝临时差遣的制度，“风俗使”虽没有形成固定的官职，也没有具体的职掌，但由精通吏治，明达政事，多历显位，具有一定执法水平的朝官吏组成的“风俗使”巡行郡国，在录怨狱、禁苛暴，查吏治得失，赈灾济贫，存问鳏寡，显贤进能，推进教化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弥补了中央行政职能的不足，在加强社会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清洁剂"到"腐蚀剂"--明中后期言官澄清吏治的功能及其蜕变

作为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群体，明中后期部分言官在艰难的环境中仍扮演了明朝政体“清洁剂”的角色，在澄清吏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世风日下，明中后期大部分言官都腐败堕落，其蜕变的种种劣迹，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言官由澄清吏治的“清洁剂”变成败坏吏治的“腐蚀剂”，这种群体的堕落对明中后期社会影响甚巨。     

“归真”与“无为”:王褒美政理想中的道家精神探析

王褒作为汉宣帝时期歌功颂德的辞赋家,学界对其思想研究多聚焦于儒家,忽略了他所言“何物不乐”的自然境界,及其美政理想中“归真”与“无为”的道家精神。具体而言,王褒之所以将道家精神融入其美政理想的整体建构之中,一是受蜀地自然地理特质的影响,二是受汉宣帝时期儒道融合时代精神的影响。通过深入探析王褒美政理想中的道家精神,可在丰富王褒思想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关于汉代美政理想建构的整体认识。     

论明初的吏治

吏治的好坏,与“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的吏治与元朝末年和明中叶以后比较起来算是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时,由于明初吏治的澄清,致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相应地有所改善,这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可是,过去我们对此却重视不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拟就明初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整顿吏治所具有的特点、澄清吏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明初吏治澄清的局面为何不能持久等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缺     

雍正整顿吏治述评

历朝历代治理国家，首重吏治，而吏治的好坏，又主要表现为其官吏是否廉洁奉公。一代政权之兴，一代政权之亡，无不与吏治的清廉与否息息相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分掌国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形成，更牵动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安危。大凡吏治清廉，国家就兴隆，社会就发展；反之，则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国家衰落随之而至。清朝入关伊始．     

从先秦之命名取字透视其人文精神

在人类社会中，“姓氏”归属公名，“名字”则为私人所有，最故本文专以制度创始之先秦时期为主，研究该时期命名取字之状况，以凸显其所隐藏之人文精神。本文首先述说了公名之兴起、“名”与“字”之别，以追溯“名、字”之渊源。其次，论述了先秦命名取字现象：就积极五法与消极八避以呈现命名原则，并区分五种义类方式以明晰取字之类型。其后，则透过上述现象，分由三大论点以呈显其人文精神：（一）由命名典礼揭露人文之痕迹：1．“人”文之准备，2．命名典礼之人文；（二）由冠礼取字进入成人之人文世界：1．践行礼义以为成人，2．男女有别以各竟其功，3．冠德励志以彰显人文；（三）由当时之人物称号凸显其社会人文物质：1．先字后名以示尊名之义，2．以敬美之称标榜礼文世界，3．标明行次以注重家族伦理，4．揭示封建伦理，5．注重职官之社会地位。文末，则以理性发扬命名取字之人文精神作结。     

汉元帝的儒生政治

汉元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生皇帝。他全面施行儒生政治,使儒家学说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从汉元帝时期起,西汉王朝便进入它的衰亡阶段。先是汉元帝为太子时就曾向汉宣帝建议“宜用儒生”。汉宣帝斥责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并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儒家学说一经与现实政治全面结合,为什么反导致西汉王朝的衰乱?汉宣帝又何以不幸而言中?     

浅论中国古代反腐吏治的现实意义

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反腐吏治以求其政权千秋万代,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反腐吏治并不成功。虽然古代反腐吏治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古代反腐吏治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还是有所启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古代反腐吏治历程,分析研究古代反腐吏治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史为鉴,寻求进一步做好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途径。     

窦娥悲剧原因知多少

窦娥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元代吏治的腐朽 ,这毫无疑问。你道吏治腐朽、社会黑暗 ,可那朝那代不是如此 ?并且 ,大多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企图清除黑暗社会的阴暗面。窦天章自谓 :“廉能清正 ,节操坚刚”。所以才有“肃政廉访使之职” ,“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元代统治者的做法跟如今的“反腐倡廉 ,惩治腐败”同出一辙 ,只是时代不同 ,制度不同而已。窦娥屈死的原因是吏治黑暗腐朽 ,但造成窦娥一生悲剧的原因就不仅吏治一点那么简单了。窦娥悲剧原因知多少 ?经济领域中不合理的高利贷制度 ,造成窦娥悲剧。二十两银子 ,一年本利四十两。…     

两种人当不好县官

作为基层官吏．知县是所谓“临民之官”,其贤否关系到吏治好坏之根本,所以,历代统治者是很重视的。清朝的雍正皇帝还要特颁一个《州县事宜》,谆谆训诫州县官员怎样去做一个他心目中的好官。     

檀弓——中国第一部生活故事集

《檀弓》的内容,当时是为说明礼制所记的现实社会生活片断,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生活故事集。《檀弓》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据徐坚《初学记》说,为戴圣根据其叔父戴德的《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所删定的,而《大戴礼记》又是根据东海后苍所撰《后氏曲台记》一百八十五篇所删定。后苍是汉宣帝时人,据此,《礼记》的成书最早是在汉宣帝的时代。但这只是就全书而言,若论其单篇,时代还要早。《汉书·艺文志》注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隋书·经籍志》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初学记》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以上三条材料,说明《礼记》各篇的撰定是在六国时期。《檀弓》所记载的生活故事     

西汉时期“文学”语意考辩

先秦时期的“文学”是指文字之学,即诗书礼乐等典籍.西汉时期,“文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也用来指代古籍文献,但更多的时候用来指代儒生和儒学;同时,文学既是官职名称,又是察举制的一科.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如果指人更多的是指儒生,如果指书则更多的是指儒学.从两部史籍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文学成为儒生或者儒学的代名词是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文学作为官职名称,自汉初以来就已经存在,州郡文学官的设立则是始于汉武帝时期.汉宣帝时期,文学作为察举的一科出现,此前,文学与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属于同一范畴,可以统称为贤良.     

浅述朱元璋的肃贪倡廉思想

朱元璋(1328—1398),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即位后在敬业勤政的同时,非常重视加强吏治建设,始终把肃贪倡廉当作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整饬了吏治,净化了官场风气。史称洪武年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有百余年”,;①它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就朱元璋的肃贪倡廉思想作一简单概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重典治吏是朱元璋肃贪倡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适应明初政治斗争形势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正如朱元璋对继位者建文帝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当自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②由于实行“重典”政策,以重刑严惩贪官污吏,整肃了史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朱元璋认为,官吏贪污是历代的固疾;为官发财,官吏的信条;官吏苛剥,豪强横暴是造成官逼民反,国家大乱的根源。因此,他从即位开始就着手整顿吏治,提出了治乱用重典,惩治贪宫污吏的主张。他说;“吏抬之弊,莫过于贫墨”,③“不禁贪墨,则民无以其生”④他遂告诫百官说:“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定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     

论康熙时期的吏治

本文从康熙时期各阶段的吏治现象入手,分析造成吏治日趋腐败的原因,阐述吏治腐败给康熙时期政治统治带来的影响,并指出康熙帝吏治整顿不成功的原因。     

唐太宗反贪思想探析——以《贞观政要》为中心

唐太宗一朝吏治清明,受到后世赞颂。就其反贪措施而论,太宗在“以民为本”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法治原则,以道德约束君臣自愿自觉地追求高尚的情操;强调“若安天下,先正其身”的反腐之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引导理念以及“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用人政策。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最终迎来“贞观之治”,将中国古代社会推向繁荣昌盛的巅峰。     

“以经术饰吏治”:孙家鼐的为官与为学

孙家鼐因“学而优则仕”走入仕途,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与使命,承当了晚清岌岌可危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责。通过对孙氏奏议和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明鉴其“以经术饰吏治”的心路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如何擘画政局,主盟学坛,显现出社会精英在宫府危疑之际所起到的维系和支撑作用。     

唐宣宗的社会发展思想探微

本文就唐宣宗时期的经济、政治、法治、吏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评述了唐宣宗的社会发展思想,指出了其作为唐后期一位杰出的君主,应给予充分的评价;唐宦宗的执政精神与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为吏之道——后战国时代①官僚意识的思想史分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所概括和阐发的“为吏之道”,无疑就是秦帝国“吏治天下”的普遍通则;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勾画出了汉帝国“以吏治国”的基本范式。在皇权政体与帝制社会的进化中,官僚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普泛性的政治共识,并逐渐融化于一种新兴的中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为吏之道--后战国时代官僚意识的思想史分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所概括和阐发的“为吏之道”,无疑就是秦帝国“吏治天下”的普遍通则;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勾画出了汉帝国“以吏治国”的基本范式。在皇权政体与帝制社会的进化中,官僚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普泛性的政治共识,并逐渐融化于一种新兴的中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