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寿春地区的水战

东晋南朝时期,淮南寿春(阳)是南北争战的热点区域之一,双方经常利用当地水文条件来克敌制胜。首先是通过河道运输部队、给养并进行水战,北伐船队主要由黄河入蒗荡渠,再分别经颍水和汝水南下入淮。北魏曾在寿春建立了船厂、港泊和一支水军,并普遍运用树栅阻止敌船的战术。南方政权至寿春的水路或是溯濡须水、淝水而上,或是经中渎水溯淮而上。双方还运用筑堤蓄水作为攻防手段,如积水灌城、开塘放水阻遏来寇,梁朝甚至修筑了规模巨大的"淮堰",企图藉此淹溺沿淮低洼区域的敌军。     

诸葛亮——三国时期的骂人之王

作为《三国演义》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诸葛亮,不仅以其聪明才智为世人所敬仰,更以其让世人难以匹敌的口才闻名于世。说诸葛亮的口才好,这一定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但说诸葛亮是骂人之王,恐怕就会让大多数人产生有拿板砖拍我的冲动。     

论三国时期的重学意识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各方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加之门阀观念被突破，人物品评之风兴起，造成继战国时期之后的又一次＂重学意识＂高扬，人才荟萃的局面，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国时期秭归地区的军事地理研究

三国时期,秭归地处长江中游,为巴、楚之门户。因险要的地形而成为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军事重镇,一时成为影响三国时局变化的敏感地区,秭归作为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也因此在此段时间频繁改变隶属关系,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三国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

东汉以后,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时期,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国和吴国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与已经得到充分开发的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充分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三国时期是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     

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

合肥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南北水陆要冲,对于魏、吴两国的边防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因此双方曾对该地进行长期的激烈争夺.随着形势变化,曹魏陆续调整合肥及扬州的兵力部署,并在防御作战中屡次取得成功.     

清代扬州地区善会和善堂的历史考察——以扬州府辖区为中心

清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清代扬州地区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善会和善堂,其中以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堂的发展最为突出。善会和善堂不但分布地域极为广泛,其管理和运作也日益完善。在善会和善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防御战线

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以后,蜀汉政权依据周边不同的政治格局,灵活选择防守策略,建立了一条比较稳固的边境防线。在经济、军事实力皆不如魏、吴两国的情况下,蜀汉依然能维持三国鼎立格局达数十年之久,四川盆地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正确的防守策略是很重要的原因。     

清代扬州地区慈善机构的管理与运作——以育婴堂为中心的考察

育婴堂是清代设立的专门用以收养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在清朝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清代扬州地区的育婴慈善机构有了显著的发展,育婴堂几乎遍及当时扬州各州县。在育婴堂的创建和管理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育婴堂的运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等弊端和问题。     

浅析三国时期妇女的社会作用及其原因

三国时期,妇女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表现在妇女可以参政、可以参与治军、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倡导健康的社会风尚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期战争影响、佛道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以及妇女在婚姻地位上发生变化等。     

孙权经营东北战略构想——以嘉禾二年正月诏书为中心的考察

孙权极为重视与燕王公孙渊的交往,希望借此达到“普天一统,于是定矣”的恢宏政治构想。但东昊联合公孙渊的诏书下发不久,双方即反目成仇。公孙渊杀害了孙权派遣回访辽东的特使,又向曹魏称臣。这一变化影响了不少研究者对孙权与辽东交往史的认识。实际上,孙权经营东北的战略构想应该是吴、蜀、公孙渊三方联合,即以吴国为中坚,蜀国为左翼,公孙渊作为右翼,适时从三面进攻曹魏,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宏图。     

从两个女性命运看三国时期妇女的地位

甄夫人和孙夫人,是三国时期两个属于上层社会的人物,其开始时都曾显赫一时,有着美好的生活,但后来却殊途同归,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两个女性的命运,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当时统治者穷凶极欲和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缩影。     

明清时期大运河对扬州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大运河是一项可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发端于春秋时期吴国所开凿之邗沟。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内河航运十分发达。明清时期,在“南粮北运”格局基本确立、支盐制度完善与东南新城建立的背景下,依托大运河漕运与盐政,扬州工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各地商帮与行会聚集于此,并呈现出沿运河分布的特点。商帮为维护并拓展自身利益,通过置办田宅、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设立会馆等形成集聚效应,城市经济分布格局发生变化,手工业行会依托新城主干道发展壮大。清末,随着铁路与公路等新兴运输方式对河运的取代、黄河改道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严重破坏,古老的大运河走向衰落,扬州传统工商业经济瓦解。如今,大运河已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更应从大运河变迁与扬州兴衰的历史中充分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其文化价值挖掘与活态保护传承。     

三国时期人名的文化内涵

人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社会的缩影、文化的结晶。三国时期的人名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宗族观念、尊士观念以及人们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人名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     

“三国文化”的精神盛宴——评《智慧三国》

由甄庆丰先生牵头撰写的《智慧三国》丛书即将问世了,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三国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又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     

三国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简

东汉以后,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时期,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国和吴国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与已经得到充分开发的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充分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三国时期是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以黄纯青、连雅堂、张纯甫等人为中心的考察

1930年的儒墨学论战,是日据时期台湾墨学研究的高潮。在这场论战中,部分学者力图打破独尊儒学的局面,主张"孔墨并尊",着力于发掘和肯定墨学的现代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固守并阐发传统儒学,痛斥墨学之弊,主张在西学东渐之潮流中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这场争论折射出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在新旧思想激荡中,必须趋新、迎新,给予墨学以应有的地位,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非孔批儒,但儒家思想又是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日本殖民当局压制并进而试图灭绝儒学的大背景下,激烈地反孔非儒的客观效果,则会导致对儒学根本的动摇。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儒学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要引入新思想因素;一方面引入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又不触动儒学根本观念,就成为日据时期台湾许多学者的真实心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战略——以1935—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为了考察、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战略对当代制定并实施国际战略的借鉴作用,从“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三个方面概括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的主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有利于推动国民党向抗战方面转变,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推动更多国家联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局面的早日到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留下了深刻而丰富的时代启示。     

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贡献

地处长江下游、为水运交通枢纽的扬州是明清徽商的重要聚居地。徽商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征服了扬州,对扬州的官方文化、刻书与藏书、戏曲艺术、园林艺术、绘画艺术以及青楼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