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为了维持正常的教育工作,国民政府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战时不仅没有长期停辍反而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的相关教育政策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其在宏观掌控上所做的努力。文章通过分析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以及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取得的成绩,以使读者对战时的国民政府教育有一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现在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杨齐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为了克服困难．继续抗战．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财政、金融、贸易、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它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度过了经济窘境，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     

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侨资引进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侨资引进政策有发展国内经济和救济侨胞事业的双重动机,在政策规定上带有明显的战时特征。在国民政府的积极呼吁下,一批华侨携资回国,努力开发和建设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建国事业。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战争动员与基层控制关系论析

抗战期间,国民党党、政权力向乡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因应战争局势的急迫需要,统制人力物力实施战时总动员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着力构造的党政基层控制双轨,既是蒋介石个人及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理念使然,又是内外情势交迫下的现实选择。这一模式的实际运行,对战时动员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

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四联总处，积极推行战时工矿贴放政策，以利用国家行局的资金来配合国民政府工矿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推动西部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金政策研究

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管制等财金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战时财金政策,这为抗战的继续乃至最后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也就从一个侧面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试论抗战时期马寅初的稳定币值理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致使币值极不稳定，鉴此，马寅初提出了稳定币值的经济理论，即货币发行应以维持货币流通规律为限，为了稳定币值，他认为国民政府应采取收缩法币、不滥发纸币以及对发国难财收取重税等措施，尽管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受到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战时经济条件下国民政府的财经问题。     

抗战时期湖南的商业和贸易

抗战时期,为了保证大后方的军需民用,湖南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对全省的商贸实行统制。湖南向后方各省输出大宗农副产品,以钨锑锡等特矿产品进行对外贸易。战时省内外商贸联系加强,使得湖南的商贸公司增多,资本增加,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商贸中心,这对湖南乃至全国的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战争影响,湖南的商贸发展迅速,衰落也快。     

论战后国民政府对战时留日学生的甄审政策

抗战时期,沦陷区有大量学生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对战时留日学生进行甄审。国民政府开展留日学生甄审是想战后在教育界重塑政权合法性,重振教育权威,以寻求留日学生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同时,留日学生甄审也是在战后社会对节操和德行大肆张扬的背景下开展的,因而对战时留日学生的甄审无形中就含有一种道德价值判断的成分,造成了留日学生对甄审政策的反弹,加上留日学生甄审党训色彩的浓重,也很难收到回笼人心之功效。最终,国民政府力图通过甄审举措来实现威权重塑、人心内附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政策价值分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了旨在启迪民智、动员民众抗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拟从教育政策的价值视域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政策作一回溯性考察,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有效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初等教育政策述评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初等教育阶段仍然沿用战前的义务教育制度，以普及短期小学教育为首要目标，而自1940年初为配合“新县制”的实行开始全面向国民教育制度转轨，并在学校设置、行政管理、经费筹集等方面也表现出与此前相异的某些特征。通观其在战时的整体成效，虽然使得西部各地小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相对战前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但却因为政策制定的误区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实际的教学成效上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与不足。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政府对边疆教育的推进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绥远省政府实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战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缺乏,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低下,以及绥远省政府在推行边疆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同题,最终导致其教育预计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抗战时期河南公费留学研究

抗战时期,地处抗战前沿的河南对留学工作仍旧十分重视。对留学生的考选及派遣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也及时派出了一批留学生。日军占领河南后,大部分地区沦陷,当地经济受到重创,教育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河南的公费留学呈现出人数不稳定、经费短缺以及注重实科等特点。但毕竟在战争中坚持了下来,为河南留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论抗战时期的教育立法

抗战时期,在“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立法的原则指导下,国民政府一方面从抗日战争的需要出发,制颁一系列应急教育法规;一方面从建国的长远目标着眼,制颁一系列调整性的教育法规,教育立法由此进入应急调整阶段（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教育立法,既为战时教育提供适时的法律依据,又为下一阶段教育立法建设奠定了基础。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普通高中教育是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一个特殊学段。政府作为推动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应基于普通高中教育的普通教育性质、基础教育性质以及连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特殊阶段性质而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具体说来,我国政府在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制定公平的教育政策、提供完备的制度环境、承担基本的教育投入和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等角色。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边疆教育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广大内迁高校师生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积极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

清末“新政”时期 ,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 ,不得不对旧有的教育政策进行大幅度地调整 :废除科举制度 ,建立新式教育系统 ;优先发展师范教育 ;初步向国民普及教育迈进等。由于有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的保障 ,加以较为积极的社会捐助教育资金政策的施行 ,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因其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仍未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 ,加之当时财政状况的衰敝 ,其实际成效则大为逊色     

论民国时期土地开垦的政策与主张

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继承了清末的土地开垦政策。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名流也主张土地开垦。促使这些政策和主张出台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战争、灾荒以及人口增长。在这种政策和主张的推动下,我国边疆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开垦,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政策出台的过程,对于今天开发和建设边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Minban education: the planned elimination of the “people-managed” teachers in reforming China

Minban (“people-managed”) schooling was used as a very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deliver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values in China in Mao's era. Originating in the Yan'an Period in the middle 1940s, minban education experienced radicalized and hyperpoliticiz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1966–1976. In the reform era since 1979, since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required education to target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ned to eliminate minban schools and minban teachers by the year 2000. The elimination of minban schools was achieved easily through closing and merging schools. However, the minban-teacher elimin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differentiating minban teachers' payroll, admitting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m into the public teacher force and dismissing the majority, have creat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rural basic education expansion. The elimination of minban teachers has been a drawn out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which continues into the new millenn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