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盗墓区别

中国是有五六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自来有重视历史考古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考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这个原来远离现实生活层面的学科．成了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但是出于这样两件事．使我对新千年的考古有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2010年以来四川考古的拓展与创新

201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在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文明起源研究、巴蜀文明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四川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理念下的田野考古,不仅拓展了考古研究领域,也对交叉学科产生了极大影响。面对新时期,四川考古在"大普查、大保护、大利用、大展示"这一观念的引领之下,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四川实践。     

卫聚贤考古学知识体系述论

卫聚贤是1949年前考古学界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对江南地区的吴越文化考古有开创性功绩,还编写过两本考古学史专著,对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尽管如此,卫氏始终没有得到以李济为核心的主流考古学界的认可,甚至被排斥为考古圈的"票友"。究其原因,乃因其受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学术影响而对传统古器物学的治学理路有系统地吸收。当近代田野考古学大行其道时,卫氏以其宏阔的视野尝试将古器物学与田野考古糅合而成整体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由是,卫聚贤在考古学范畴、与古器物学关系、田野发掘方法、考古报告撰写、考古宣传和推广诸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的这些认识与主流考古学界存有较大差异,加上卫氏与古器物学界往来频密,造成主流考古学界对他们愈加排斥。     

伊战古文化的一场浩劫

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那里的古巴比伦王国，被公认为世界四大明古国之一，富有历史意义的考古遗址彼彼皆是，数量之多，可以万计。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外的许多考古团和伊拉克考古部门在此进行了艰苦的发掘，出土有从史前到伊斯兰时期的大量物与艺术品，如石雕、牙雕、陶器、青铜人像、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圆柱形印章以及用楔形字刻成的泥板书等。其中有不少属世界顶尖级的瑰宝，大都藏于1923年建立、1926年迁入巴格达市中心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藏达50万件之巨。     

卅年考古大揭秘——概括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考古学之辉煌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 首先,就指导思想和学科理论而言,中国考古学在此30年中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相关研究,并以大量考古资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伴随不断的对外开放,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等各种外国考古学理论和流派陆续被介绍进来,极大地促进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原始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读《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文化》

我国近20年来由于在史前化遗址的挖掘、发现方面有了很多很大的收获，由于寻找中国化的“原生态”受到重视，于是一些人学科研究家对考古成果进行多学科研究以探究中国史前原始化。张劲松先生新近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化》一书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议“考古”何以不是“盗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不断宣传,使得考古学这门在过去很是冷清的学科,如今却变得十分火热。然而,在各种社会原因的作用下,公众对考古工作有着极深的误解,通常会将考古工作直接定性为"挖墓、挖宝",亦或者属于"官盗"。一般群众对考古工作常见的几个误解有:盗墓者是私盗,考古者是官盗;考古掘人坟墓,扰乱祖先亡灵。那么就这两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考古与盗墓的区别。     

巴蜀文化中的昆仑山文化因素与早期中外关系

一般的中国学者都主张古代的中国文明不是从西方传入的，而是由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根据新的考古资料，作者怀疑此说法，认为在中国西部发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及特征上都拥有过渡性。井从巴蜀文化中的昆仑山神话研究，说明早期西方域外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构建的一些思考

正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1981年5月建立至今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四十而不惑",进入了"不惑"之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已经逐渐明朗清晰起来,从学科概念、学科体系、学科定位到应用的理论、发展主线以及编写原则等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总结与理论升华。无论从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崛起对文化建设需要的角度,都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进行全面的理论构建与设计,重点在几个大的方面发力。在进行学科构建之前,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概念,把一些相关问题讨论清楚,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是学术研究之大忌。必须指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近40年的探索当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的问题几乎都是中国史、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奠基性的著作,为中国学术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学会没有进一步从学科     

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及秦的郡县控制

一长期以来，先秦时期的中国一直被认为从来就是政治统一体，对“中国文明”这一”文化单一体”无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由不同民族地区形成，由于地域不同，文化也多种多样。所以我们研究作为统一概念的中国文明时，也应该理解其统合对象的文化多样性。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这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考察其统合到“中国文明”的过程。近来许多考古发掘成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为研究中国文化多元性和起源提供了基本条件，如关于新石器文化，考古成果已否定了以往由于“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影响了周边文化，周边文化才形成发展”的观点。…     

明确科研方向提高学术水平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自20世纪的20年代起，它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实践。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发掘，在我国考古学科的历史中属较早的一次发掘。     

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城市史学之兴起与专业性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队伍的构建、全国性专业学会的建立、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专业性期刊杂志的创办等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而"三大体系"的建设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初步形成了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城市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加强研究方向的凝炼、学术队伍和科研基地的建设、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推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提高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显示度,加大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从而推动中国城市史学向纵深发展。     

東亞文明與中美洲文明天文考古録

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學科,是人類形成早期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源泉和原動力。天文考古學(考古天文學)是國際天文學界與考古學界中新興的,跨泉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前沿學科;是從科學天文學的角度,結合民族歷史文獻,嚴謹地重構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認知的星空、建立的觀象授時體系,童現其時人類形成的宇宙觀、構建的信仰體系的强大學科工具;是打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物質世界的自然生物走向精神世界的靈性生物這堵神秘大門的關鍵鑰匙。本文通過充分的天文學、考古學與文獻學論據,對東亞(阜新查海、濮陽西水坡、黄梅焦墩、廣漢三星堆等)和中美洲(拉本塔、伊薩帕、帕倫克等)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諸多遺址進行天文考古學的詳細比較分析,論證東亞與中美洲文明形成前後,先民所建立的以北斗、銀河與東宫蒼龍爲核心的天文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宇宙觀與信仰體系,闡述東亞與中美洲早期文明誕生前後的同源的天文體系、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思想基礎。     

另一视角的曹操墓

我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潘伟斌副研究员任领队的考古发掘项目——曹操墓的发现与确认,近来成为国内的重头新闻,半年多来,虽然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有关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弭。事实上,这个墓的寻找、发现、清理与确认,都遵循着考古工作的正常程序,和其他墓地没有任何不同。换言之,它和全国每年发掘的几百个考古项目一样,都是按照固有程序进行的。     

嫘祖故里的“天外来客”

“三星堆化”这些年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遗址中出土的大大小小、造型诡奇的三四千年前的青铜雕像，阔嘴、高鼻、巨耳、大眼乃至纵目(其人种特征显然不同于汉族)，或立或跪，或全身或头部，或圆雕或面具。或浪漫夸张或具象写实，或重达数百斤或小如婴孩拳。都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献还是考古资料，都丝毫找不到这些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     

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中国古代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有它的个性、特殊风格和特征。大量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明的起源是呈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国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和成都市金沙村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商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有着高度灿烂的古代明，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都城所在，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后古蜀国的又一明中心。新津宝墩等六个史前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了古蜀明是源于川西地区，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长江上游古代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明中心。     

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8月致中国史学会筹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①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上讨论日程。在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我认为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更好的保护并传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传承绵延不绝,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优秀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走过漫长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中蕴涵的经验、智慧无比丰富。研究总结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历史经验,对于形成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陕西地区的伏羲和女娲氏遗迹

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资料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五千年,也非六千年,而是一万年。盘古、华胥、有巢、燧人、有熊、有娇等传说人物或后裔,代表或反映了一万至六千年前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和燧人氏的子女伏羲氏、女娲氏,都是“三皇”不同说法中的人物,世代延续约7500年至6000年前。他们的传说遗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是各族人民的祖先。本文只以文献资料介绍陕西地区的伏羲和女娲氏遗迹,并呼吁和建议陕西建立伏羲文化研究会。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研究综述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实践历程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及80年代以来遗址及露天博物馆、风景名胜区等的发展过程。回顾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历程,本文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出发,将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实践过程划分为酝酿期、初创期、起步期、发展期四个阶段,通过梳理考古遗产从保护到利用的思路转变过程,探寻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在不同时期的类型特点,希望能够为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所有参考。     

足球是个大生意——第二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联想

第二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刚刚在上海落幕,每位外国参展商都直言不讳地表示:“FOOTBALL　IS　BUSINESS”（足球就是生意）。众多国外大牌俱乐部如拉齐奥、多特蒙德等,来上海参展的目的,都是为了开拓中国足球产业的市场。中国足球产业对于国外俱乐部的诱惑已经不言而喻。大连实德携手纽卡斯尔 这可能是本届足球博览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