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班异同的内容与发展历史

马班异同的内容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有形异同是指《史》、《汉》两书的文字异同和体例异同，无形异同指马班二人的思想意趣和文章风格情采。唐以前的论者，主流是扬班抑马；宋明人评价马班抑扬相当；清人虽扬马抑班，但俱称《史》《汉》为良史；今人全面比较马班异同，总结二人史学的得失，比前人的论述更深刻，更具科学精神。     

马班史学思想之异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历史巨著,前者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冲破儒学思想的束缚,抨击暴君酷吏的丑恶;后者则力求“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安良策,巩固维护专制统治。虽然二书均为纪传体,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就它们的史学思想而言,马班之异是十分明显的。从现代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说．班固的思想水平比不上那位先他一百多年的前辈。     

刘知几的史汉比较研究

刘知几最早最系统地将《史记》与《汉书》作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到史学目的、史学价值、历史编纂学、语言、缘辞等许多方面。比较中既有肯定《史记》的，又有肯定《汉书》的，但是扬班抑马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一研究具有创造性，值得研究与借鉴。     

略论《汉书》的语言艺术

与《史记》雄奇疏放、跌宕多姿的语言风格相比,《汉书》语言呈现出丰赡与雅洁、冷峻与深情、严谨与生动相结合的特点。《汉书》独特的语言风格中,从一方面反映了其巨大的文学成就。     

与“强弩之末”有关的几处断句问题

《史记·韩长孺列传》"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一句,后人有两种断句方法。本文从"强弩"所指入手,试图解决此句及与"强弩之末"相关的几处断句问题。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的《唐宋史记接受史》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该论著将《史记》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宋人接受《史记》的重心所在，唐人侧重《史记》的作文之法、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奉为史书之首等，宋人关注《史记》编纂体例、班马异同、史记选本、人物品评等方面。《史记》不仅影响了唐宋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唐宋文人的文学观念等，唐宋史学和文学的繁荣与《史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史记》之悲情美

《史记》是一部蒸腾着悲情美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将文学与史学熔铸在一起，以诗人敏感的心灵来感受历史，文章就其产生悲情美的原因做了一些探讨。     

从《史记》看文史关系

我国早期学与史学工没有的分界，所以有些史学名词时也是学名。史分家后，史学作以直载史实为贵，忽视了必要的学描写，往往使史书缺少可读性，这对于史学的普及与发展极为不利。司马迁在《史记》中成功地运用某些学描写手法史，说明了史结合的写作方法对史的必要性。     

《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读俞樟华等《唐宋史记接受史》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的<唐宋史记接受史>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该论著将<史记>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宋人接受<史记>的重心所在,唐人侧重<史记>的作文之法、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奉为史书之首等,宋人关注<史记>编纂体例、班马异同、史记选本、人物品评等方面.<史记>不仅影响了唐宋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唐宋文人的文学观念等,唐宋史学和文学的繁荣与<史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还原一个完整的东方朔——《史记》《汉书》之《东方朔传》合读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东方朔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史记》和《汉书》对他的记载却有较大不同,或侧重性情,或侧重政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朔:一个外委随而内方正,看上去狂怪荒诞而内心忧国忧民,表面上谈笑婉媚而实际上与统治者保持心理距离的朝隐者的形象。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证于方家：梁玉绳关于《史记》《汉书》所载张良卒年皆误的说法并无根据,实则二书皆存正确之可能;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史记》《汉书》所载相异,是历法中并本、除本的区别;《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光年号非司马迁本记,应为后人所追记.     

“班马”之辨

“班马”,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出现频率甚高。但很多人在实际使用时并不知道它的确切来源及含义,本文即对“班马”析源辨义,并对其影响加以简要剖析。     

探析《史记》与《汉书》中的几个外来词

我们从《史记》、《汉书》中摘出部分章节来进行外来词研究,本文试着从古代语音上来分析外来词的不同的形体变化。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正于方家。分别为《史记志疑》志疑一则;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关于汉武帝元光年号的一条史料。     

唐代《史》《汉》古注考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 2 2种唐代学者为《史记》、《汉书》所作的古注 ,文章对其注释、音义、杂论、辨疑等 ,一一作出考证。通过考察书目著录和其它史料 ,进而研究诸书撰述的缘起、内容大概、流传影响等 ,并推断其亡佚时代     

《史记》、《汉书》正误六则

《史记》，《汉书》以求是存真称，然在其写作过程中，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错误，对此，先贤时哲多有匡正，本再指正其写作，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六则。     

班固的史学思想

班固的史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系统且富有创见的。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变化规律的政治性学问,其任务是记存事实、研究规律,其作用在于增加知识、提供借鉴、预知未来。历史发展是客观的,人们要尊重并顺应历史规律,要注重时、势、人的变化。时、势、人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方式,事实和圣人思想则是历史认识的标准。历史研究要采用历史辩证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历史理论分析法和历史统计方法。《诗》《书》是史料,存真、“切于世事”“著明”“备论”则是史料编纂的原则。史家不仅要端正思想,要“博学”,还要有文采。     

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三位作者都记录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轶闻,但由于对待这些轶闻态度不同,使这一历史形象经历了由血肉丰满的凡夫俗子到真龙下凡的英明之神再到客观历史人物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