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萨维及其《警言集》研究

对维吾尔伊斯兰文学史上著名代表作家亚萨维的著作《警言集》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其宗教源泉、题材内容、维吾尔古代文学传统及历史贡献,并对亚萨维及其《警言集》对中国维吾尔文学,维吾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思潮的深远影响进行总结。     

维吾尔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动因分析

通过对维吾尔农民工的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维吾尔农民外出务工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种田不挣钱、农民负担重、城乡差别的推拉作用等方面。本文根据维吾尔农民转移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将探讨维吾尔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动因。     

略论13—14世纪维吾尔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本文详细论述了13—14世纪吐鲁番维吾尔人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以农业为主的维吾尔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并过实际的事例加以佐证。     

论现代广告对维吾尔人物质消费的影响——以乌鲁木齐市维吾尔人物质消费情况为范本

我国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商品市场被不断细分,广告成为现代企业的营销利器。本文以《广告对维吾尔人物质消费的影响--以乌鲁木齐市维吾尔人物质消费情况为范本》调查问卷为依据,分别从消费习惯、消费观念等方面,考察广告对维吾尔人物质消费的影响。     

维吾尔族传统伦理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维吾尔族传统伦理的转型是当今维吾尔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通过对维吾尔传统社会特性的分析及传统伦理特征的研究，以前瞻性眼光给传统的“仁善”，“孝忠”，“人和”等伦理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获得了现代意义。     

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华人华侨社会探究

维吾尔人大致分四个历史时期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现在为该国第五大民族,他们通过经商、通婚等活动,融入吉尔吉斯社会,并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维吾尔华人华侨与中国的联系亟待加强与深化,这对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于我国维吾尔族民事惯例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

维吾尔传统文化以古丝绸之路的灿烂文化,即中原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及古希腊文化等多种文化历史养分滋润、融合、成长,因此,维吾尔族民事惯例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源流,原始自然崇拜、各种宗教信仰以及禁忌习俗为维吾尔族民事惯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维吾尔文化的重要部分。维吾尔族民事惯例不仅仅只是与伊斯兰教法有关,它是各种文化的融合体,并且,在维吾尔社会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浅析维吾尔语中的数词"七"

“七”这个数字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维吾尔民族尚“七”习俗的缘源及其在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民间文学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反映,并且确已渗入到维吾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     

维吾尔语言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维吾尔语言专业在新疆是地域特色专业,疆内各高校历经50多年,在实践中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但从教学现状、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我校针对突出问题和教学实践,以切实提高维吾尔语言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己任,就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维吾尔语言人才,满足了社会对双语人才的需求。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一)

回鹘文是我国的维吾尔族早在唐末、两宋和元代前期广泛使用过的一种古文字。维吾尔人曾经用这种文字记录并保存下来不少极其珍贵的文化典籍,成为我们认识与了解古代维吾尔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在目前可以见到的经过国内外学者整理、研究和刊布的回鹘文文献中,除了文学作品、宗教经典、占卜辞书和医药文件外,还有近200篇的社会经济文书。这些社会经济文书对于研究十二到十四世纪维吾尔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文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国内史学界难得利     

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论拉克劳、墨菲的微观政治建构

"领导权"和"我们"这两个核心概念蕴含了拉克劳和墨菲后现代政治建构的一种特殊逻辑: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逻辑不曾也不可能出现在传统社会及其政治理论之中;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发达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市民社会被建构为"领导权"和"我们"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共领域。其中某些观点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建设具有前瞻性意义。     

论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

公民社会在中国曾被称为“市民社会”,并且沿用了黑格尔的批判,对公民社会的积极意义存在严重的忽视。事实上,在开放性的工业社会条件下,公民社会正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下自主、个性道德观的培育空间,同时为推动民主政治和公民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创设平台,特别是对今日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它可以从生活方式上改变熟人社会的状态,为公众的日常生活注入普遍性内容;另一方面它倡导理性、平等的交往原则,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和对立,通过催生公民道德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技术社会人道化问题——弗洛姆技术哲学思想研究

弗洛姆认为目前的技术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根源在于技术所导致的社会的非人道化发展,而要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要将技术重新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弗洛姆通过对技术社会的分析以及其非人道化表现的描述,提出了实现技术社会人道化的途径。弗洛姆技术人道化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促成一个以人的福祉、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的“健全的社会”。     

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刍议

市民社会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从不断发展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可归结出三个层面的核心内容,即市场社会是市民社会的生长基石;社会团体是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婚姻家庭是市民社会的隐性实体.这些要素构成市民社会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其理论内涵和方法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元泉州的社会转型及其文化特征初探

宋元泉州是通过对外开放,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对外开放在农业经济的土壤中培育出港口经济之花,促进了工商文化与港口文化的繁荣,推动了工商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形成。这种社会转型既体现了宋元泉州地方社会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特殊性,也揭示了区域社会研究在整体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     

从彝族“支格阿龙”系列神话看母系社会的衰落

“支格阿龙”是彝族神话中的英雄偶像,其神话传说广泛流传于滇、川、黔、桂彝族地区.该神话主要思想集中反映了彝族母系社会末和父系社会初的意识、婚姻形态及其信仰.支格阿龙所处时代虽仍是母系社会,但父系社会的意识已开始崛起.某种意义上,支格阿龙正是这时期男人们为了建立父系社会的需要,并集男性力量与生殖力于一体而树立起来的一位英雄偶像.当然,支格阿龙最终的死也昭示了母系社会对其衰落命运的激烈抵御与抗争.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入手,剖析了西方现代性进程,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市民社会又是承载现代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地;由于市民社会内蕴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必须超越“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性的关联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探讨,马克思阐明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市民社会经济领域的考察,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性发展的真正的实践领地。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全面探究后,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的局限与矛盾,从而提出超越市民社会,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这里,市民社会又成为马克思的现代性自我批判与超越的基础。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之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派别和个人比较多。他们高估中国资本主义力量,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持资本主义社会说的主要有两大派别,最具代表性的是托派。托派观点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托派是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提出者,陈独秀是中国托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见解是中国托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在托派中持最极端最片面观点的是＂动力＂派,刘仁静的观点则离客观现实最近。资本主义社会说作为直接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到了催生作用。     

日本社会中"共同体"意识的起源、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日本社会中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于原始农耕社会,被学者称为"地域共同体".进入封建社会后,"共同体"意识通过日本特有的家业制度得以发展,并在日本早期的商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现代企业社会中,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共同体"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企业职员的日常生活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企业社会的经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则继续在现代企业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