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有画"与"诗中有人"——王维、韦应物山水田园诗比较

对于盛中唐山水诗的的代表作家王维、韦应物二人诗歌的差异,前人多从各种角度进行过阐释,其中不乏有精辟独创之见。本文拟从“诗中有画”与“诗中有人”这一二人诗作与读者视觉差别出发,通过揭示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对二人笔下的山水面目,处理物我关系的不同及重意境与重意绪的差别作具体比较。     

深层困境中的痛苦选择——郁达夫前期小说悲剧风格谈

中国人不喜欢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结局多是大团圆。然而,郁达夫痛苦地选择了悲剧。虽然五四时期写悲剧的作家不仅郁达夫一人,但郁达夫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将“优郁”、“悲苦”、“色情”、“感伤”“自杀”、“孤独”等彻底宣泄给人们,让“自叙传”色彩的主人公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苦苦挣扎,从而形成了他作品独具氛围的悲剧风格。 性格、情绪、言语构成 的悲剧氛围 “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郁达夫前期小说,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这种悲剧氛围,渗透在人物性格中,铸就了人物性格的悲剧性。     

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对完整人性的追寻

本文从席勒的美学论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入手介绍并阐述了席勒对诗歌“素朴的”和“感伤的”二分法,不仅表明了他对诗歌艺术手法、作家风格等的研究深刻性,更着重探讨了席勒一直以来在审美中对完整人性的理想追寻。     

“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也谈沈从文的“五四”想象

尽管自称是“后五四”作家，沈从文时空上的不在场却没有阻碍“五四”想象的建构，“父权缺失”为他提供了接触“五四”的契机，随着空间的转换，他逐步生成了对于“五四”的想象，在此过程中沈从文也完成着自我身份认同，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与文学观。沈从文的“五四”想象源于“五四”，却并不是对“五四”的全盘接受，独立思考意识为沈从文在经历和发现“五四”时提供了辩证思考的空间，避免了“预设自我”的理论陷阱。沈从文亲身体验着“五四”，自觉承继着“五四”，而这都是以“五四”想象一以贯之的，沈从文又在此中超越着“五四”。     

忧患中的感伤,激进后的彷徨--"五四"时期作家文化心理分析

“五四”时期,新文学家们在决绝地反传统时,又不自觉地传承着传统文人的历史品格,形成了基于民族危机感的忧患意识;在个性解放的大潮中,又形成了基于青年敏感性的浓重的感伤情绪;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和旧文学阵营的强大,使他们普遍有着激进的心态;随着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斗争和内忧外患的加剧,“五四”作家们因为写作的幼稚、空洞而走向了十字街头的徘徊。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

“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们的自我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文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变得软弱、感伤、哀怨、自卑。这种自我认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

“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们的自我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丈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变得软弱、感伤、哀怨、自卑。这种自我认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接受与背离：“五四”一代人与基督教

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在写作与言论中吸收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思想资源,但真正信任基督教或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却为数甚少。中国传统的世俗化的政治化的宗教观、“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反殖民”情绪、实用理性主义、政治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因素,使“五四”一代人对基督教从接受转向背离。     

“五四”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将其审美视点置于张扬个性、反思传统的整体文化抉择中。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承传实践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与思考,这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的主动继承和发展。     

《废都》话语分析

《废都》的文本话语与两性话语、道德话语、文学审美话语、政治话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与冲突。以男权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自恋心态导致对女性话语权力的践踏,对两性关系的主观病态扭曲;同时,作家艺术真实尺度把握不当,是对文学审美话语的挑战;“废都人”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虚伪做作的言行举止和两性关系的扭曲、变态,是对中国传统优质道德话语的颠覆;作品中以宣泄基调反映出来的社会各阶层间差距加大、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讽刺;作家历史理性的深度匮乏使《废都》难以承担指引读者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使命：作家艺术技巧的牵强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家“审丑”尺度不当,忘记了对丑的批判。     

李颀音乐诗论析

李颀的音乐诗是空前启后的优秀之作。他运用比喻、映衬、用典、对偶、转韵等多种表现手法,着力描绘音乐的声音和意境,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创作出有很高艺术成就的音乐诗,并且启发和影响了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人的音乐诗创作。     

李颀音乐诗论析

李颀的音乐诗是空前启后的优秀之作。他运用比喻、映衬、用典、对偶、转韵等多种表现手法，着力描绘音乐的声音和意境，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创作出有很高艺术成就的音乐诗，并且启发和影响了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人的音乐诗创作。     

试论《众妙集》、《二妙集》的编选倾向——兼谈与姚合《极玄集》之关系

《众妙集》、《二妙集》乃赵师秀继踵《极玄集》而编的唐诗选本。《极玄集》以大历诗人为主;《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众妙集》主要是大历诗人和姚、贾诗派。三集所选诗作在体裁上,皆以五律为主;在题材上,皆冷淡政治时事,关注日常琐事;在情调和主题上,皆悲凉、凄苦,企慕隐逸、闲适;在表现手法上,皆少用典、多摹景;在风格上,皆以清幽闲雅为主。不同之处在于：五律之外,《极玄集》偏重五绝,《众妙集》与《二妙集》偏重七律;《极玄集》不排除情感激烈、表达直接的作品,《众妙集》与《二妙集》则以“词体和平,表达含蓄”为选录准则。这既显示了姚合《极玄集》与赵师秀《众妙集》、《二妙集》前后相承的关系,也体现了时代、个性等差异造成的编选者诗学观念的不同。     

试论大历诗人李嘉祐对吴均何逊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唐代诗人李嘉祐是大历诗人之一,唐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并选录了其八首诗歌,王夫之也称其为＂中唐第一佳手＂。可见,李嘉祐的诗作是很受推崇的。然而,这位诗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当前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也不是很多,因此,李嘉祐的诗歌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高仲武认为李嘉祐诗歌＂涉于齐梁,绮靡婉丽＂,但高仲武的评价,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高仲武认为李嘉祐＂盖吴均、何逊之敌也＂,因为吴、何二人是齐梁山水诗的杰出代表,对此,将李嘉祐诗歌与吴、何二人诗歌进行对比研究,来探究齐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大历诗人的影响,以及李嘉祐诗歌之新变。     

郁达夫论郑珍诗述评

对郑珍诗的评论，历来有两个误区：一是强调其经学地位，以学问入诗；二是强调其承传因袭，胎息前人为诗。郁达夫则认为郑珍虽是硕儒，诗作并稽古，而是真情实性的抒发；虽多师前人，并非专－规矩模拟，而别是一家。这个认知既符合郑诗创作的实际，更为解读郑诗拓展了思路。     

李煜《虞美人》一词及其三种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最为世人所传诵的词作,它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在这首词里他直抒故国之思而引起宋太宗的杀意,使此词成为其绝命词。本文试运用韩礼德的经验功能理论,对李煜《虞美人》一词及其三种英译文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1)系统功能语法在分析中国古词方面的可行性;(2)用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古词,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古词及其译文。     

郁达夫的南洋诗散论

思念故园的归乡情结、国破家亡的感伤情怀与恢复河山的爱国情操，构成了郁达夫海外旧体诗创作的主要内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造就了郁达夫诗歌特殊的风貌。其中所包涵的满腔热忱与赤子之心，最终完成了诗人自己生命的绝唱。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论禅宗美学对李煜词的影响

李煜不但是五代时期南唐末代皇帝,而且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词人。他以自然流畅的词笔抒发了血泪交织的感情,为词的发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佛学大盛的时代、笃信佛教的家风、避灾躲祸的需求,使李煜自小就接触了佛教,佛教的悲苦观、色空观对李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多从思想内容的层面上考察佛教与李煜词的关系。其实,佛教对李煜词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思想内容方面,而且在艺术特点上也有所映射。现从李煜词的直观性、思辨性、譬喻性三个方面论述禅宗美学对李煜词艺术上的影响,以便对李煜词和佛教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论邓肃的诗学观及其诗歌风格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的谏官和爱国诗人,其《诗评》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诗学观。他师法多家,尤其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其诗克服了白体的率易平熟、西昆体的藻饰雕琢及江西诗派的奇谲瘦硬之弊,既有白居易的平易、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放,又有宋人的健朗,表现出雄浑俊逸、自然天真的主体风格。而由于题材、思想情感、历史背景等的不同,风格又呈现出多样性。南渡之前的诗作更多地追踪李白,充溢着难以抑制的狂情豪气;南渡之后的作品则侧重学习杜甫,显得沉郁顿挫,而对陶、谢的推崇又使其诗时时呈现清远平淡、天真自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