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伦理的失范与出路——基于网络服务平台治理视角的分析

伦理,是处理人与外界关系的准则,是指导行为的规范.伦理既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实践发展,也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伦理,不同的文化也孕育不同的伦理.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空间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新疆域意味着新行为、新关系.传统伦理面临一定挑战,伦理失范就成为新旧时代必然面临的问题.这就好比,农业时代的乡间小路不需要交通灯,但是工业化催生的高速公路、铁路、航线需要完整的交通规则,因此“过马路看交通灯”成为工业时代的基本伦理.     

浅议传媒伦理研究中几个相关概念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伦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核心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传播伦理”和“传播道德”、“传媒伦理”、“广告伦理”和“广告道德”以及“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在这些研究中,特别是以“传播伦理”和“传媒伦理”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极其相似。笔者试图探讨一下这儿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档案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

法治的对立面有两个,一是“人治”,二是“德治”或“礼治”。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是:从主体上,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法律,人治则依据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二者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初意义上的“法治”与“德治”或“礼治”之争其实都在“人治”前提下进行,是不同流派(儒家与法家)之间的争议。当代中国的“德治”是在确立“法治”的前提下,倡导以道德来辅助法律之治时而使用的,与前述争…     

法治、人治、德治三者关系辨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服务于君主专制。“法治”“德治”之论,早于先秦时期便引起思想家们的纷争,历史上亦有多次论辩。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正式提出后,“德治”“法治”及其关系又一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阐述“法治”、“人治”、“德治”概念之由来及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法治、人治、德治的联系与区别,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文化建设重在“移风易俗”

文化是一种习惯,法治文化就是一种法治习惯。法治文化建设应当重在实现从人治文化到法治文化的“移风易俗”。法治文化具有卓越的时代进步性,但人治的习惯仍然影响甚广。通过政府社会精英、自我的努力“移风易俗”。     

论努尔哈赤伦理思想的来源特点

何谓伦理,按照传统的诠释,“伦”意味着辈分、等级、顺序;“理”是治理、整理、条理的意思。伦理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协调。伦理思想则是反映这种客观关系的伦理精神。努尔哈赤的伦理思想包括军事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社会伦理思想、家庭伦理思想等,本文主要论述他的这些伦理思想的来源特点。     

自媒体规制中法律与伦理关系探析

鉴于自媒体的核心价值及运作理念在于“自”,法律与伦理在对自媒体的规制过程中,短期应采取“共同调整、互为补充”的关系模式;中期应采取“法律规制、伦理疏导”的关系模式;长期应采取“法律理论、道德主题”的关系模式.这三种关系模式前后相承,能够有效实现法律规制和伦理规制的平衡.     

“媒治”理念不成立北大核心CSSCI

相比较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治、德治、人治和礼治,“媒治”算是个新名词。2010年4月13日,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的节目评论中推出了“媒治”这一新概念。他解释说：“什么叫媒治呢？就是媒体治。因为传媒只要报道了,迅速地就能反映。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此言一出,引发许多议论,《新京报》还将其评选为时代热词之一。     

同意理论视域下的学术期刊出版伦理研究——以不当署名与文章真实性问题为视角

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问题通常指与学术道德相关的一些出版伦理问题,包括不当署名、文章真实性存在疑问等。鉴于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是依靠“同意”而构建,“同意”本身也贯彻于学术期刊的出版流程之中,故“同意”的实质缺位导致了诸多学术出版伦理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同意理论视域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分析了出版伦理问题的根源和消解手段,提出作者和编辑都有必要更多地关注学术期刊出版流程中的同意步骤,确保“同意”的切实性,旨在构建更完善的出版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学术出版伦理失范现象产生。     

“人·机·环”关系重构：对算法伦理风险与应对的再审思

算法作为连接技术与社会的物质性中介,重构了人、机器和环境三者的关系：由物理关系转变为万物互联的数字关系。在算法重构的数字关系中交织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资本利益,这导致了人与技术、平台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引发了个体、技术和社会三个层面的算法伦理风险,即有的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嵌入算法、要求全方位的算法信息公开等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应对实践过程中的算法伦理风险。算法伦理的建构还要以公正的眼光看待算法,努力摆脱用户对算法伦理的“无意识”状态,将选择权归还给个人,并与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相协同。     

谈档案工作的法治和人治

一、正确认识档案工作法治和人治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规律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档案工作法治不可能简单地取代人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尽管人们特别渴望以法治取代档案工作人治,但由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尚不成熟,档案工作的法治是不可能简单地取代人治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基本动因。社会所具备的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是促进档案工作由人治向法治进行质变过渡的基本条件。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大跃进、     

图书馆伦理概念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图书馆伦理的研究存在“伦理”和“道德”模糊不清的状况。认识图书馆伦理应从图书馆伦理的公共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属性入手，正确把握图书馆伦理的内容体系。图书馆伦理概念可表述为：以公共知识信息服务为价值导向，在图书馆职业活动中长期总结出来的、用以规范图书馆职业活动和调整图书馆各种职业关系的原则和规范。     

义务论视角下的新闻伦理困境

本文结合康德的“道德的普世性”“人是目的”原则与罗斯的“显见义务”学说,探讨了义务论视角下的新闻伦理困境。当新闻工作者面对伦理困境时,可依据“道德的普世性”原则辨明行为是否合乎义务,以“人是目的”为准绳判断显性义务。通过综合运用康德和罗斯的义务论伦理学,媒体工作者在新闻伦理困境中能做出更为公正合理的选择。     

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仁礼”之辩

中国传统儒学，从整体上看，属伦理型化；从形成看，儒学即“人学”。“儒家人类是指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孔子很重视人际关系，这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有关。当时的社会变动引起人和人之间，如君臣，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从而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第一段]     

跨文化报道中图片传播伦理问题

图片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起到文字报道起不到的效果,但这也意味着图片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世界是个复杂的集合体,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伦理的定义,在跨文化报道中,我们本着尊重事实、尊重他人的原则就不得不考虑图片传播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图书馆伦理研究——概念、对象、内容与任务

阐述图书馆伦理是在图书馆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以公共知识信息服务为价值导向、用以规范图书馆职业行为和调节图书馆职业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它以图书馆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包括图书馆伦理关系、图书馆伦理价值、图书馆伦理规范和图书馆伦理实践等方面的内容。     

人机何以共生：传播的结构性变革与滞后的伦理观

智能机器正在被“社会化”建构,人机交互赋予了机器以人类角色;人被数据化、而机器被“人化”;“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思维正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挑战,传播主体被重新界定,机器成了非人类的行动者。这些变革发生于传播的结构性层面,蕴含了深层的颠覆性伦理。人机交互正超出人是控制者的传播观,传统的价值观无法解释和应对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人类将人机交互中异质行动者的互动,仍视为或显或隐的权力争夺,过于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占有,却忽略了全新的互动关系需要全新的伦理观。人机交互时代的“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人类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     

从“和解”到“和谐”:《细民盛宴》的现代家庭伦理书写

《细民盛宴》以80后作家的细腻笔触聚焦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揭示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掩盖下的人情与人性.《细民盛宴》用独特的书写方式探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即从秩序的“和谐”走向温情的“和谐”.     

法治成长的基础

制定更多的法律和条例并不表明更多的法治,人治比法治甚至需要更多的规则。这是因为法治是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则发挥作用,而人治则要根据权力种种变化的需要,经常制定新法,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命令。另一原因是,由于权力可以不执行它不想执行的法律,致使原有条例和法律经常失效,甚至从来就不曾生效,只好不停地签发新法令。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截然有别的制度体系,它们治理的原则大不相同,实现的目标迥然相异,赖以成长的社会基础完全两样,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树桩上嫁接新枝,而要在新的土壤中长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社会。     

新闻伦理与新闻伤害--以“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为例

当今中国,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传媒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作为“把关人”的传媒从业者,就更要认清传媒职业属性,做一个正确舆论的引导者。可是现实社会中,有关传媒人的新闻伦理失范和对新闻当事人及受众所造成新闻伤害的事件却频频发生。“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本文通过对此案报道的分析,探析新闻伦理失范原因,并探讨相关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