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论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历了“现实主义影片一探索片一娱乐片”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主要有歌舞片、历史片、革命片、生活片、儿童片、探索片和娱乐片七种类型。其中,探索片和娱乐片最值得研究和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追求电影语言本体性、先锋性,表达人文关怀,凸显娱乐性等方面作了有益尝试和探索。总结其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利于探索和揭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中越关系研究回顾

古代中越关系史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学术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学术氛围的宽松和中越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古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华侨史等几个方面，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     

文学的焦虑:重审20世纪80年代文化意识小说

借着改革开放的强势语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坛堪称群芳斗妍,万本争春,各领风骚三两年,特别是萌生于８０年代初、勃兴于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化意识小说,以其宏阔的野、清晒的开掘和深厚的理性批判蕴涵而独具一格,开启了新时期小说创作格局的新生面。这里以此期部分优秀文本为视点,逐层剖析了文化意识小说的主题分层模式。     

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

在传统的学史撰写中，由于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对和家、作品、学思潮的评价不尽客观准确，本尝试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作为一个侧面，从历史写作的信度和效度着眼，从审美判断的立场对其作一些新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两岸文学创作背景的特点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大体的走向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从原来的一体化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与本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技术创新的特点及启示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走上“技术立国”的道路，其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日本政府在政策上大力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鼓励创新竞争，并努力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日本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政府相比，它在科研经费的投入、科研人员失发布等方面均占有较大比重。日本技术创新方面的许多先进经验均可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中国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多维存在、多元化表达的特点,在存在形式上,日常性、节令性与应事性三种形式互补,在表现形式上,宗教文化、地方性戏剧、乡土性娱乐、迷信文化等多元共存,出现了宗教文化日常化、戏剧文化节令化、迷信文化应事化趋势。     

参差对立的“象牙塔”——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大学想象

自现代大学产生以后,大学就成为了作家们想象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环境的日益宽松、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十分强劲的"大学想象"热潮,产生了一些较为经典的大学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大学小说的内容看,关于大学的想象主要存在两种类型,即诗意的大学想象与异化的大学想象。80年代后期的大学想象更多的是展示大学在现代性语境下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因而重新建构现代大学精神成为作家们思考克服现代性大学危机的基本方法。     

“结构”的自由与危机——20世纪80年代探索话剧再讨论

开放式结构在扩大表现容量,拓展心灵空间、丰富意义内涵等方面有效地增强了探索话剧的表现力,但同时也带来素材庞杂、精神弱化,意义晦涩等系列问题,应引起戏剧作者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成就与失误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结果和成就主要表现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教育价值取向的政治化偏差；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创了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时代。8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的历史失误主要是：试图通过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以纠正政治化偏差、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结果使教育的政治性合理要求、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全面发展等功能被弱化甚至忽视。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历史启示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制定一个理论科学、规范完善、表述准确、实践有效、利于操作的教育方针。     

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教学问题

学史理论是从学实践史和学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对学发展规律的种种见解。学史作为一种学术范型和大学课程在中国出现始于上世纪初，回首年学史之路，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定的“学史八股”现象， 诸如学史观单一化，研究方法简单化、语言表述社论化等。因而亟须建构并运用多元化的，科学的学史模式理论和方法，指导学史的研究、述和教学。在学史教学中注意在大化视野中把握学史现象，树立以学现象把握的独立品格，引进多元化的参照系统，拓展思维空间等，从而使学史这门传统的大学必修课程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重写文学史"综述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研究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热,在引进西方理论和重新审视传统观念的背景下,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都体现出了多维的角度和空间,突出表现在对历史性、审美性和当代性的关注.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对旧模式、旧观念的突破,是对新观念的寻求和新理论的建构.     

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如何感知和想像世界的研究,对一个民族的感情、志趣和自由想像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中华民族精神演变的过程.从当年讨论"文学定义"到今天讨论"文学边界",我们对文学史写作和民族精神重铸关系的关注重点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应该把它归还到原本的文化语境之中,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发掘它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以及文献学等之间的联系.一百年来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汉语文学史,而实际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过数千年的碰撞融合,早已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总体,衍化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今后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的活力",应该进入中国主流文学史的写作之中.     

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文学史写作应遵循求＂真＂精神。所谓＂真＂的精神,即对文学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和最高原则。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六种态势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六种态势，即注重本体的批评态势；科学的批评态势；注重审美批评的态势；注重文化背景的批评态势；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态势；技巧批评即形式批评的态势。这一时期的文艺批评已经形成历史、时代与审美原则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中国文学史"的遮蔽与"区域文学史"的空间——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传统文学史在历时的同一性叙述规范中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区域文学史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把文学史的幅度大大拓宽,展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文学景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传统文学史同一性遮蔽了的差异性和散落在文学史叙述缝隙中的丰富性,具备了进入文学史课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要求。但是区域文学史也不能只是本地区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和集合,而应该从作家的个性世界、本地区的社会状况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等方面出发,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学史文本。     

“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述评

论文描述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现象的发生过程,分析了这种现象的源起,并梳理了研究界就＂为何＂与＂如何＂进行＂重返＂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与形成的分歧。文章认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要真正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而不是讽刺性地陷入自己所要揭示并批判的意识形态陷阱,其关键在于坚持＂批判＂文学研究介入姿态。     

历史虚构的文学本文——以《兵车行》为例解读杜诗的“诗”与“史”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誉为“诗史”，而杜诗中“诗”与“史”是什么关系?本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结合古今有关评论，认为杜诗的“史”是虚构(也即诗化)的历史，而“诗”又往往用“史笔”，在艺术思维中用“诗性”的艺术思维，三相结合，形成其“诗史”之表达形式。“诗史”与一般史书的不同，在于其虚构历史和诗性艺术思维，而与一般诗歌不同则在于其运用“史笔”与作表现出来的史识．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负

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始终没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主要提倡者胡适和朱东润对传记文学的具体理解与把握明显受到传统史传观念的影响,这种因袭的"历史"重负,在他们以及吴晗等人的写作中表现得很明显.而极力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的郁达夫、茅盾,以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明显突破"史传"樊篱的传记文学创作则始终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表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观念上强调作品的史鉴功能,牺牲艺术的趣味性;重视宏大历史叙事,忽略个人化、生活化的叙事;以考据方法取代艺术的虚构与再现;推崇纯客观的史学叙述,抑制情感化、个性化的艺术显现.这种"历史"的重负,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不能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