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夏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作为孔子思想和实践的直接继承者,子夏毕生致力于传播儒学,并把儒学与战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儒之西河学派,使儒学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整理六经,发明章句,促进了儒学传播,并奠定了汉代经学的基础。     

儒学之渊源特质与荀子论儒

儒之内涵,当以《说文》"儒,柔也"最为根本,但对其理解,似多有未得其义者。察所谓柔,一应指儒者温文柔和的人格修养特征,二指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以礼乐仁义治天下,反对武力霸道。有论者说儒以耶稣比孔子,以犹太教比儒学,立说不可谓不巧妙,但究竟还要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追寻儒学之根,是即周代的师儒教育制度。儒本为王官职守之一,后流为一种社会职业,至孔子则改造为具有特定社会理想的道义追求群体。为说明儒的的社会角色影响,荀子曾根据儒学标准划分天下王公士庶品类,此为荀子论儒最可注意者。因为儒与中国古代社会之关系究竟如何,此论实有大可玩味者,因为其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似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荀子之论。     

《东京梦华录》中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研究

儒学、佛教、道教发展到北宋,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局面。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佛教、道教也积极向儒学靠拢,由此形成"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特征。历经发展的儒、释、道三种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糅合并倾向于世俗化,对北宋社会民俗风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妥协论证”与“方便教化”——牟子和契嵩对于儒学的不同抉择

牟子与契嵩作为不同时代的佛教思想代表人物,他们面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挑战而不得不对儒佛关系做出抉择,而二者在抉择儒佛关系方面却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特点.牟子在佛教初传时期面对儒家的诘难采用的是妥协论证的方法,即承认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再从儒学中找出与佛教类似的思想和观念来证成佛教;契嵩于佛教鼎盛之际,以方便教化的思路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即视儒学为佛教的“方便法门”,主动将儒学纳入其佛学体系而实现儒学与佛学的无缝对接.从牟子和契嵩有关儒佛“孝道”的论述中可以具体表现出这两种抉择思路的不同,但它们都属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儒佛圆融”的重要策略.     

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

魏晋时期,玄学勃兴,但传统儒学之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动摇,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底色,一直曲折地向前延续、发展。魏晋玄学家大都儒玄兼宗,深具儒家素养,并成为魏晋儒学传承之载体。儒学的功能作用实际涉及到两个不同领域,即政治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士风学风领域。魏晋玄学兴盛背景下的儒学式微,实际只是儒学在后一个领域有嬗变和式微的趋势,而政治却正是魏晋儒学得以传承之重要途径。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原儒"、"真儒"、"后儒"、"今儒"四个阶段。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从伦理的角度为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撑性的文化理念,也是谏诤良臣规范君权的道德支点,更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文化工具。儒学曾被当作改革的理论依据,但历史上借儒学进行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另外,儒学还是革命造反的文化资源。儒学的多重文化功能,增加了其在传统文明中的文化生命力。     

南唐崇儒之风与江南社会的文化变迁

五代十国时期,"礼崩乐坏,文献俱亡",而南唐社会却"儒书衣服","文物有元和之风".北方士人南下,统治者提倡儒学,使江南社会政治出现了文人化倾向,社会生活中萌生出了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并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     

司马迁笔下的儒学史

司马迁是弘扬儒学的功臣,在<史记>中记载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儒学史.它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秦汉之际的儒学;西汉前期的儒学.纵而观之,他的写作始终围绕着两个重点:一、儒学与六艺的关系;二、儒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遭遇.     

敦煌文学与儒学关系述论

敦煌文学与儒学关系密切而错综复杂。敦煌文学尊崇儒家大义,故以儒家思想为其基源性母题,形成其经世济俗的基调。同时,敦煌文学又不满官方儒学的权威,故又魔化孔子,戏谑儒家经典。面对儒佛之争,敦煌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积极调适儒佛关系,在维护儒学固有地位的同时,为佛学争取发展空间,敦煌文学的独特格调由此而形成。     

浅探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让位于玄、佛、道,退居次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道教流向社会上层,成为官方的正统宗教。表面上看儒学丧失“独尊”地位,实际上,道教之所以能够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是借助引儒入道的方式进行改革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儒学在神仙思想、戒规戒律、道教改革和道士心态等方面影响着道教,而其原因主要在于原始道教发展出现危机、道教信徒构成的转变以及夷夏之争的促使。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使创作“激情评判”中不参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佰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这－儒都；批判的锋瓦并非指向古人，而是指向今人，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而是挟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学复兴与唐文三变

唐代散文的变化是随着儒学的复兴一起变化的,分三个阶段,重儒兴学,文质初变阶段;儒、释、道并重,骈散相问;儒学复兴,古文运动.     

泰州儒学的文化弘扬及其资源开发

泰州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思想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区域。泰州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对泰州儒学文化的价值应该有较高的价值认知。泰州儒学代表的是泰州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成了泰州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并代代传承下来。泰州儒学中的主体精神、启蒙思想、民本思想应得到进一步弘扬与光大,为此要加强泰州儒学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为泰州文化名城建设提供有力的资源与力量支撑。     

试析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学思想

梁漱溟是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新儒学即是对儒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崭新的诠释。他试图通过＂援西入儒＂、＂援佛入儒＂,严格区别真假儒学,深刻凸显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这是梁对中国传统儒家所进行的有力的改革。梁漱溟想通过儒学的现代化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儒学的诞生。梁先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有利于当今中国的文化重构。     

论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

本文认为儒学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有五个原因:一是孔子把“家庭”作为培育其“仁”学的土壤,具有广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基础.二是以温情作为基调,使儒学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三是把儒学依附于政治,依靠统治阶级而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四是儒家主张入世、进取,鼓吹“学而优则仕”,为“士”这一阶层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和获得物质利益的途径,成为读书人首选的学说.五是道家和佛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通过“儒道互补”、“儒与庄禅互补”而求得社会心理平衡,买质上帮助了儒家.     

庄子人生态度得失谈

一、庄子追求"出世" 儒与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镇,而道以老子、庄子为本.庄子哲学追求的也是人与世界的和谐,但它与儒学不同的是,它追求的是与天、与道的和谐,追求的是与自然之大化流行之和谐,而儒学所追求的只是与宗法社会的和谐,因此儒是"人世"的,而庄子则是"出世"的.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     

"漆雕氏之儒"论

自韩非将儒学分为八派之后，后人对八派中的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的研究比较持久、全面、深入，而对其他各派的研究甚少，特别是对“漆雕氏之儒”，至今尚无专文研究。“漆雕氏之儒”作为儒学之一派，对其人员组成、见解和主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予以探讨，当补历史之缺失，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论社会变革背景下荀子道德教育思想的融合性

战国末期,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建立,社会处于变革时期,为学术思想最终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苟子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道德教育思想的融合：一方面援墨入儒,吸取墨家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另一方面援法入儒,吸取法家的“分”和“法”,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作出了理论论证,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大大推动了儒学的新发展。     

读韩愈的《原道》

<原道>是韩愈儒学思想的纲领,历代的韩学研究者都对其高度重视,然评价却大相径庭.考察<原道>写作的社会时代和文化学术背景可以看出:韩愈的辟佛倡儒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原道>中提出的道统说、尊孟说、心性修养论等,是对传统儒学形态的突破;从而确立了它在唐宋时期儒学更新运动中引导发展方向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