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私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东晋文学景观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所施行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晋教育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东晋教育中,文学教育在士庶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士族接受了较全面的文学教育,而贫寒庶民则缺少足够的文学教育。这种士庶之间文学教育的失衡、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东晋文人群体阶级构成的士族化,并进而使底层经验、底层生活无法通过文学得到有效的传达。其次,在人格教育方面,东晋士族家教所极力塑造、培植之人格乃狭小之家族人格,以致一般士族文人普遍缺乏民间视野、民族意识与天下情怀,反映到文学上便是表现故国之思、复国之志以及丰富民间生活之类文学作品的极度缺乏。     

魏晋士族文人的升降命运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国家政治经济由士家大族把持，文化更由士族垄断。但士族地位随着权利争斗的胜负，地位也有所升降，士族文人命运也在这种动荡中“少有全者”，或者因不得志而一生压抑。     

士族与敦煌汉文化的关系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中一个腐朽没落的阶层,但士族与敦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追溯河西士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便可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众所周知,早在西汉后期,河西就形成了地主士族势力,魏晋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已成为一股势力极强的特权阶层。十六国大动乱开始,中州世族也流转河西,加入河西士族的行列。《资治通鉴》123卷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日条胡注:“永嘉之乱,中州士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中原士族的加入,使河西世族集团势力大增。五凉时期的各个政权,其兴衰成败无不与世族大族息息相关。     

南朝的阶级分化问题

一、士族的分化南朝的阶级分化尤其是士族的分化,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南朝历史中的很多现象,例如庶族何以能冒充士族,便能得到解释。士族的含义似乎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很多问题便出在这里。梁朝沈约《奏弹王源》中,提到两个人。一即南郡丞王源,曾祖王雅为右仆射,祖王少卿为侍中、常侍,父王璿为东宫官。沈约说他“胄实参华”,故他是士族出身。二为满璋之,此人无官爵,自称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按满宠为曹魏太尉,满奋为满宠之孙,西晋惠帝元康中官至尚书令、司隶校尉。(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满宠传》)沈约认为满璋之如果真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他便是士族。可是,满奋子孙无闻于东晋,他是不是满奋之后很难说,结论是满璋之“士、庶莫辨”。这告诉我们,所谓士族,系指先人之有爵位者。而所谓先人,可以是父、祖、曾,也可以是远祖。至于本人,可以是官,也可以不是官。南朝庶族之所以能冒充士族,也就是因为只须远祖有爵位,便     

刘勰家族门第考论（续）

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刘勰家族门第考论

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析先秦儒家的"士"观念

先秦儒家之所谓“士”,为仁义之士兼“异能之士”,即士之为士不仅要有以民为本的政治品德,而且要有安邦治国的行政才能。先秦儒家要求王侯公卿尊师重道、礼贤下士,而后者之得为如此,在其因竞相争雄而不能不竞相“养而择士”。先秦儒家于士之“养”态度鲜明,一是“可食而食之”,即指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就如同农夫种粟米,工匠造轮车,商人通有无,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亦是自“食”其“功”因而无可厚非;二是“富贵不能淫”,即强调士以“君子当功受赏”为晋身之正道,而断乎“不可以货取”。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与朝廷政治之特征。     

不死之药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谒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也。[编按]     

唐代士族与文学摭议

唐代以科举取士，或云此举打击了豪门士族，致使唐代士族衰微。本文以为士族大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影响着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提供了“政治士族”与“文学士族”结合的条件，提供了传统士人由“政士”到“文士”角色的转换。文学也成为唐代士族凸显家族荣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越的主要标识。繁荣的唐代士族文学是繁荣的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从士族地主兴起看汉代社会性质

两汉时期士族地主兴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士族地主出现后,地主阶级内部产生了清浊、士庶、高寒之分,相对等级化、凝固化了。并且,地主阶级内部这种阶级构成一直到唐代未发生显著变化。东汉末以儒学起家的士族地主太尉刘宽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卒,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其裔孙(刘)爽为其修碑,仍能清楚地“记其世序”。欧阳修就此事在《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中说;“呜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余年,而爽能其世次如此之详也。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惟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然而俗习苟简废失者非一,岂止家谱而已哉。”欧阳修所述这一情况,恰正说明汉代士族地主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因此,正如对战国、秦、西汉军功地主的兴起要注意研究一样,对两汉兴起的士族地主也应予以注意。本文仅就有关汉代士族地主兴起的若干问题谈一些意见,错误之处,恳请指正。     

"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天涯同是伤沦落"--宋歌妓词中的知已意识

歌妓之沦落风尘不被知音见采常兴起文士仕途坎坷才不见用知已难求的感喟；歌妓乞词渴盼名士的揄扬品题与士之渴盼伯乐提拔奖掖的知己意识暗自相通。妓之求知赏与士之求知遇，都源于知己者的稀少与可遇而不可求，宋代文上在歌妓身世遭际中寄寓土大夫深沉的身世之感。     

两汉"士不遇"赋情感的表现及特征

两汉“士不遇”集中地反映了两汉士人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制度下政治理想的受挫、自我期待的落空以及对自身角色转换的失落与体认。本文通过对两汉“士不遇”赋的考察。认为其情感的表现主要有四种方式：1，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2，直抒胸臆，感士不遇。3设为问答，自我宽解。4，寄情景物，含蓄蕴藉。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及作者心态。     

个人意识的觉醒 人道主义的张扬——从《三言》看明代商人的思想观念

一战国时 ,商鞅、荀况等首次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 ,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 ,而将工商业视为影响国本的“末业”。商鞅在《商君书·外内》中说“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 ,则欲国之无富 ,不可得也” ,把工商之民少作为国家富强的绝对必要前提 ;荀况也提出“省工贾 ,众农夫” ,“务本禁末⑴”的建议。此后 ,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抑商政策 ,统治者还颁行“世业世守”令 :“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 ,工之子恒为工 ,商之子恒为商⑵”。经商是贱业 ,不许入仕 ;而士族清流 ,也不许操贱业。这种歧视政策直到唐代还保留在法律条文中。商人在…     

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

<正>在南朝三吴地区的侨姓、吴姓士族日益腐朽的时候，襄阳、江陵地区的“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异军突起。襄阳、江陵的武力集团包括两个阶层，一是次等士族，二是高门士族。关于次等士族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本文则准备讨论高门士族，亦即所谓晚渡士族的问题，以期对南朝士族和南朝政治的研究有所裨益，祈请方家指正。     

晋宋之际士庶消长与玄释消长

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士族权力有所降低，庶族(寒人)权势有所提高，出现了士庶消长的局面。与此相应在思想领域，玄释合流中出现了玄消释长的情况。     

阅读课上的“空论”与“笑谈”现象批判

一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盛行,士族名流相遇,耻论治国强兵裕民之策,崇尚“虚无”“无为”之说。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士族文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诞风流的魏晋风度,也为后世所景仰。魏晋清谈和魏晋风度在中国学术史上自有其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然而,清谈终究误国,风度也终因流于恣意妄为放荡败俗而为世人嗤之。令人奇怪的是当今语文阅读课上,却大有魏晋遗风在。其一是“空论”现象,即脱离文本的架空谈论。课堂上不细读文本就组织学生讨论、对话。一上来就要求分析“…     

魏晋南北朝后妃出身考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婚姻重门第,出现了士庶不婚的现象。这一时期诸帝所纳后妃,大部分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分阶段来看,各个阶段后妃的出身情况又有差异。曹魏后妃出身较为低微;两晋南朝后妃大多出身士族;北朝较为复杂,北魏建国初期,诸帝所纳后妃多为部落大人或周边政权首领之女,从孝文帝时开始直到北齐、北周,后妃多出身士族。     

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东晋侨置郡县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由于北方大片土地沦丧而使得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南下,为了安置他们,东晋政府按其籍贯设置侨郡侨县.东晋侨置反映出北方士族力量的发展趋势,在初始和发展阶段,侨置保障了南迁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从而为他们实力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东晋政府和士家大族矛盾激化时,对侨置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