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的收入效应与财政承载力研究

义务教育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的,具有普及性、强迫性和免费性的学校教育①。对于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有不同的理解。理论界普遍认为,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而不是“公共产品”;在具体实施时,我国政府把义务教育基本理解为“地方性公共产品”而不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因而,在出台政策时,形成了以县为投入主体的义务教育制度框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由于义务教育具有正外部效应等特征,故而应为全国性公共产品②,高层次政府有责任承担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学习的各种相关费用③。就义务教育免费性…     

教育成本 政府和家庭怎样分担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应该怎样分担？家庭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才合理？正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刘岩代表说。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提供，非义务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近年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事实上呈下降趋势，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     

制度与实践：我国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分析逻辑

我国一些学者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将义务教育确定为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逻辑分析缺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我国义务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我国义务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和私人产品属性。     

义务教育私人提供的理论依据分析

关于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问题,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义务教育由于其巨大的外部性,因此是公共物品;有的学者认为义务教育由于是国家提供,因而是公共物品;有的学者认为义务教育是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不管是哪种观点,都一致认为义务教育的提供是政府的责任。那么,义务教育公共提供是否就可以排除私人提供呢？市场在提供义务教育方面是不是完全失灵呢？本文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划分标准出发,进行分析,认为义务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是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和国家赋予的强制性,义务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义务教育准公共物品的产品属性为义务教育的私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略论教育成本分担的若干问题

在谈及教育成本分担问题时，人们往往先从教育产品的属性着手。因为教育产品(本文单指各层次教育的毕业生，下同)的属性，是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理性前提。如果某种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则从理性层面或至少从学理层面上讲，生产者所有成本，应完全由公共社会或能代表公共社会的国家来承担；如果是私人产品，其成本则要由拥有者的私人承担；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私人和公共社会应当按某种比例分别承担。     

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怎样分担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应该怎样分担?家庭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才合理?正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刘岩代表说,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提供,非义务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事实上呈下降趋势,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在农村,由于政府行为不到位,农民不得不承受了相当多的教育负担。教育费用的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愿望,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这也是我国农村消费启动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摘自新华网)教育成…     

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其成本应当由政府来承担。但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地方政府却把义务教育的成本转移到农民头上，从而制约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关键就是由国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成本。     

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受益归宿与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BIA框架实证研究了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受益归宿与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受益总体上具有累进性,因而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且随着时间推移,受益的累进性仍在不断增强。相对受益情况显示,农村最低收入、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阶层是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中的相对受益方。但是从教育受益的绝对量来看,农村最低收入家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基于广义洛伦兹曲线对支出受益前后的福利效应比较证实,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改善了居民福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均等化水平,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实证依据。     

浅议我国义务教育的公与私

我国义务教育的产品性质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还是兼具私人产品的某些特征呢?本文试图借助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进行对比,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对义务教育的性质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城市化经济的社会福利及发展效应分析

城市社会福利可以用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表示。从城市化经济的基本定义出发,它的增长依存于两个要素,分别是城镇公共经济的增长和私人经济的增长。这两个要素可以由城镇财政人均支出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表示。比较两者增长速度,城镇人均财政支出远远快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但如果比较两者对城市社会福利的作用大小,即引发的城市化经济福利效应,前者却小于后者。为此,政府通过增加新兴产业财政支出等方式,调整我国城镇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的矛盾,使城市化经济运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是我国城市化经济政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