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楼征诗及唐代绵州刺史于兴宗小考

越王楼征诗是绵州刺史于兴宗对朝廷的一次试探，是对朝廷“征黄”的期待。于兴宗“朝中知友”的唱和诗大部分都属于题画诗。于兴宗任绵州刺史的时间是在大中六年。     

从汉灵帝变刺史为州牧分析东汉末诸侯割据成因

州牧与州刺史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地方官制方面的典型代表经历了从萌芽到成形并日益完善的过程,为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两汉时期两职几经更名,而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使这一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其中汉灵帝当政时期改州刺史为州牧,是这一制度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剧烈期。这次更名是东汉朝廷希望控制地方的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适得其反,朝廷丧失了对郡一级的完全控制权,终于导致以州为单位的大割据集团的形成,使东汉在政治上分裂的趋势更加明显,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正是这一时期州刺史与州牧权力性质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东汉后期社会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     

再谈《道州文宣王庙碑》的写作年代

柳宗元的《道州宣王庙碑》及《道州毁鼻亭神记》，都是应当时道州刺史薛伯高的邀请而作的。由于原的记载及宋人韩醇的注释有误，致使它的写作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大都做了错误的判断。其实，要确定它的写作年代，首先要确定薛伯高出任道州刺史的年代，然后再根据原中所提供的叙事线索、唐代祭孔惯用的时月及干支纪日来反复考查，才能最后正确地核定。本经过反复而详尽的考辩，认为薛伯高于元和七年就任道州刺史，《道州宣王庙碑》应作于他元和九年秋“祭新庙”之后，而《道州毁鼻亭神记》却作于他到任后不久。这符合柳宗元的记述，也再一次证明原记载、韩醇注释及今人校勘、系年的错误。     

东晋南朝州镇刺史群体佛教信仰研究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士大夫在中间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州镇刺史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值得予以研究。奉佛州镇刺史对辖区内佛教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这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权力优势、个人强烈的宗教热情以及担负的文化主导角色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唐代涪州刺史考

唐代设涪州涪陵郡,其最高军政长官为刺史或郡守,它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影响极大。然因历史久远和载籍记载等,有关涪州刺史的记载颇少。通过广收博揽,共辑录出唐代涪州刺史近40位。     

从维州的沿革看唐代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

维州地处唐朝与吐蕃斗争的前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唐蕃的长期冲突中，维州成了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在麟德二年，维州由羁縻州升为正州，仪风二年、垂拱三年，雏州又经历了羁縻州与正州的反复转换，期间也几次被吐蕃据有。在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中，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事例不乏见于南北方的羁縻府州中，其原因涉及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     

论刘禹锡刺夔期间的人生心态

刘禹锡夔州刺史之任,作为其贬谪生涯的继续,虽然难免于弃置天涯之感,但综观他夔州刺史任上的政治治理、个人交游、诗歌创作诸事,他并没有自甘沉沦,而是勇于面对现实,以事实上专治一州的治平心态,不忘初心,调适心情,始终保持了对自己政治信念的执著坚守。     

尹思贞传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也。弱冠明经举，补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赃万计。竞论杀之，远近称庆，刻石以记其事，由是知名。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三迁殿中少监，检校尉铭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作乱，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独无惊扰，（武）则天降玺书褒美之。     

再谈《道州文宣王庙碑》的写作年代

柳宗元的<道州文宣王庙碑>及<道州毁鼻亭神记>,都是应当时道州刺史薛伯高的邀请而作的.由于原文的记载及宋人韩醇的注释有误,致使它的写作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大都做了错误的判断.其实,要确定它的写作年代,首先要确定薛伯高出任道州刺史的年代,然后再根据原文中所提供的叙事线索、唐代祭孔惯用的时月及干支纪日来反复考查,才能最后正确地核定.本文经过反复而详尽的考辩,认为薛伯高于元和七年就任道州刺史,<道州文宣王庙碑>应作于他元和九年秋"祭新庙"之后,而<道州毁鼻亭神记>却作于他到任后不久.这符合柳宗元的记述,也再一次证明原文记载、韩醇注释及今人校勘、系年的错误.     

东汉后期徐州刺史影响探析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东汉后期刺史制度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嬗变。通过分析其时徐州刺史的籍贯、任职时间、来源及在职事迹,验证了两汉州刺史部由监察区逐渐向行政区的转化过程。     

汉朝时期自然灾害对刺史职权的影响

汉朝刺史之职设立之时存在着刺史秩位与职权之间不平衡的矛盾.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影响了刺史职权的变化.为治理自然灾害,刺史逐渐更多地参与具体的地方性政务,刺史的职权随之扩张到地方行政、司法等领域.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刺史职权扩张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刺史职权扩张不一定有利于治理自然灾害.     

汉永宁县城在温州—兼答东瓯王都城问

东瓯国都城和汉永宁县城具有发展上的连贯性。从正反两方面论证表明,汉永宁县城在温州而不在台州,同时从考古成果、东瓯王都亭和《永嘉记》中瓯水之争等三个层面分析进一步表明,东瓯国都城在温州。     

郑国东迁之都与郑氏祖茔述略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郑武公将郑国东迁虢、郐间的初都京城;周平王二十八年(公元前743年),郑庄公将郑都迁至郐地新城;周惠王六年(公元前761年),郑文公定都新郑,郑国共三次迁都。郑国最后一位国君郑康公,于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所灭。周显王遵循“灭国不灭祀”的历史惯例,封其子宙公之子据公于嚣山之阳,称践土君,守祭武公寝陵。此处被称为“郑王之墟”。这里便成为中国最大、最早,流传时间最长的郑氏祖茔。     

试析秦汉旅游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秦汉时期旅游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在旅游观念的更新、旅游队伍的扩大、旅游设施的发展和旅游文化内涵的丰富。反映了秦汉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进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秦汉社会的发展繁荣。但同时又体现了秦汉人对宇宙天道、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感受、思考和认识,从而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应运而生,对魏晋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姓名看社会文化心理

姓名是人的代号，姓前名后是汉民族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姓名与汉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密切的联系。这里仅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运用文化镜象法来探讨姓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说明汉民族姓名的内在规律和特征。     

汉帝王后妃楚歌艺术特色成因浅谈

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汉代“以悲为美”的风尚；现实政治生活遭际带来的巨大痛苦，是造成汉帝王后妃楚歌悲剧色彩的主要原因。楚词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是造成汉帝王后妃楚歌歌、舞、乐三位一体混融状态的主要原因。     

论汉代的胎教

胎教在汉代受到极大的重视,对“本始”状态的关注、对感应观念的强调和对婴儿疾病的警惕是汉代重视胎教的原因;在实施胎教过程中对孕妇本人的行为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她的饮食提出许多禁忌是汉代实行胎教的具体措施;礼在汉代社会的普及,信仰对胎教的影响,以及汉代思想家对西周初年历史的理想化是汉代胎教政策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气息。汉代胎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东瓯国西界疆域考略

东瓯国是西汉初年在今浙南温州、台州、丽水一带建立的地方性封国,最早被载入《史记.东越列传》。公元前192年东瓯立国并建都,开启了温州行政建制历史的先河,对今天温州行政区划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史料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东瓯国都城在今温州城区,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但疆域面积有限。其西界疆域当难逾越飞云江流域,界限并不明显。     

档案成就的汉初三相

秦汉时期,档案直接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萧何收存秦朝档案典籍,并运用档案帮助刘邦打天下与治天下;曹参“攻城略地,功最多”,被记录在军功档案之中;张苍作为秦汉两代的档案工作者,在“文景之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人作为汉初的名相,他们的成功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对档案的重视与运用。档案成就了汉初三相的功业,这也反映了秦汉时期档案管理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试论黄遵宪的民族国家观

黄遵宪是近代知名的诗人、外交家、改良思想家。他生活在国势疲弱的清朝末年,眼见内忧外患,满怀强国之志。作为外交官出使东西列强,为列强的强大和先进所触动,个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升华,逐步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