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基于媒介可供性视角的影响因素探究

社交媒体平台在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下,成为重要的辟谣信息传播平台。从技术解释视角探究媒介可供性对用户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内在作用机理,探究媒介平台提供的可供性对辟谣效果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够在辟谣过程中更好地应用相应的技术手段,达到更好的效果。以媒介可供性和S-O-R模式为理论基础,构建社交媒体用户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508份有效问卷,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媒介灵活性、用户能动性、情感表达力、社交联结力、全天化推送五个具体维度下社交媒体平台对用户辟谣信息感知和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疫情初期辟谣信息的传播特征和策略研究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数量多、传播范围广,相对应的涌现出一大批辟谣平台,但辟谣效果不佳。通过对疫情初期的四个辟谣平台进行分析,归纳辟谣信息的内容、形式特征和说服方式,将其归因于辟谣信息的相对滞后性、低扩散性和辟谣话语的单一性,并提出提高信源公信力、改进传播策略、重视谣言成因和提高媒介素养的策略。     

微博谣言特征及辟谣策略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的质性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微博的即时性、碎片化和网状结构等特征使其具备着更强的谣言传播潜力。通过分析2011年新浪微博辟谣账号发布的信息,本研究发现表达某种社会意见的内容最容易成为谣言话题,且谣言背后往往隐含着不安及愤怒情绪。针对微博谣言的传播规律,将建立谣言举报制度、强化意见领袖的作用以及消除偏见等多种辟谣策略相结合将成为微博辟谣的最有效手段。     

传统媒体在流言制造与传播中的角色变化

在传媒领域中,传统媒体①长久以来留给公众的印象是更强的公信力、更高的可信度,以及与制造、传布流言(谣言)的“绝缘”和在辟谣环节的当仁不让.以往的传统媒体基本不参与流言制造和传播过程,仅在辟谣环节发声,扮演辟谣角色.然而,在进行媒介融合和新媒体化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在传媒生态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也加入了流言的制造与传播过程.这对传统媒体在传媒生态中的角色、整个舆论场域都造成了较为复杂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新变化.     

受众视野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辟谣相关问题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中主要网络辟谣平台分析

如何最大限度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影响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重点。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要时期有代表性的网络辟谣平台和辟谣内容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等方法得出:辟谣平台地域分布不均,不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辟谣需要;辟谣形式较为单一,跟不上网络谣言发展形势;辟谣时效性不足,不能起到很好的澄清治理效果。本研究建议推动完善辟谣体系:一是创立分布式基础上的集中辟谣平台;二是丰富辟谣形式;三是提高辟谣时效性。     

作为“唤醒国民”的实践：民国时期报刊辟谣及其内在逻辑探析

民国时期,针对政治类谣言、经济类谣言、娱乐类谣言、社会类谣言,670家报刊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了辟谣,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了三种辟谣话语：解释性辟谣话语、教育性辟谣话语、规范性辟谣话语。上述辟谣话语和辟谣实践背后,潜藏着一种内在逻辑：民国时期报刊辟谣,不仅是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报人和报刊事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新民”和“共意”基础的话语实践,也是“救亡图存”“前途选择”的“唤醒国民”的实践。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报刊辟谣实践,不仅承载着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历史责任,也体现着时代特色。     

微博辟谣的形式及困境

本文主要分析了在谣言频现的微博时代微博辟谣的形式及困境。根据主体的不同,本文将微博辟谣分为微博用户自发辟谣、专业的辟谣组织及第三方监管辟谣三类,并探讨了在对辟谣的内容、权限、标准等不断产生质疑之声的当下,如何寻求微博辟谣出路的问题。     

本体与责任:传统媒介公信力在谣言治理中的影响与作用——以“李某某性侵事件”为例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谣言的传播渠道、传播特质等发生了质的改变。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谣言不仅会通过更多的非正式渠道进行传播,也使得信息发布相对滞后的传统媒体参与到谣言传播中来。社会公共事件中谣言的大量存在还与社会情绪的累积相关,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它担负着信息沟通和疏缓社会矛盾的责任。传统媒体的辟谣,依赖于其权威性,如果没有及时准确地辟谣反而推进谣言的传播则会严重影响其公信力,因此,遏制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是传统媒介的内在要求和社会责任体现。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媒介情境与民众认知心理偏向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是一个宏大且责任重大的课题,将传播学的媒介情境理论与社会认知心理学结合起来,分析2020年年初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媒介情境的差异化、谣言化等失衡现象,总结民众出现身份感知错位、态度与认知失调、认知冲突、心理失控、心理创伤等认知心理偏向,提出强化短视频平台传播、打造专业辟谣平台的浸润式传播、网民和媒体共同构建"减压阀"式媒介情境、运用智能技术筛查污名化网络信息等对策。     

浅析官方辟谣微博的传播力

新浪微博是当前最受欢迎的信息分享和互动平台,却也因其匿名性和平民化成为最大的谣言聚集地,需要官方辟谣利用其权威性加以规范。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以官方辟谣微博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传播力的显著差异,并对辟谣微博话题类型、话题情绪倾向、辟谣清晰性、辟谣主体四项内容要素与微博传播力间的相关关系作出分析,进而为提高官方辟谣微博的传播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谣言的辟谣困境与策略研究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及时有效地进行辟谣行动能够遏制网络谣言传播扩散,防止谣言的二次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政府的辟谣行动面临着信任困境,政府应通过构建多元辟谣主体联动机制、沟通机制、制度化辟谣机制并规划构建政府辟谣行动体系,来提升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辟谣能力。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业应用中的现实图景

由于传播者的目的不同,社交机器人在应用中既可以取得辟谣假新闻的正面效果,也可以传播、扩散负面虚假信息。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发展、融合,目前的应用型社交机器人主要分为平台内嵌型社交机器人与独立程序型社交机器人,它们均参与到了新闻的生产和编辑、聚合与分发等各个环节中。社交机器人相关媒介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改变整个新闻业的产业结构、市场份额甚至是新闻用户对新闻本身的认知逻辑,重塑新闻业的未来。     

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有效辟谣”

在全媒体传播背景下,谣言的传播速度、渗透力和影响力前所未有,对谣言的甄别和辟谣的难度也随之加大。有效的辟谣能及时、准确、客观地澄清事实,遏止谣言扩散,消除不良影响。“有效辟谣”是正确应对舆情的积极手段之一。本文以2022年春季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发布的部分辟谣信息为例,分析谣言传播的特点,探讨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如何通过“有效辟谣”来正确引导舆情。     

从新浪“微博辟谣”小组建立看微博辟谣现状

自媒体时代,基于微博自身的传播特点,越来越多的谣言在微博这一平台上被撰写并发布。官方辟谣成为治理谣言的新模式,新浪"微博辟谣"小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通过对于新浪辟谣小组所辟谣言的内容的观察后,分析了新浪官方辟谣的发展现状,总结其优势和局限,再对未来微博辟谣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当代道德批评

作为20世纪的媒介理论大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地球村"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和媒介四定律的论述,在当代社会有现实意义。网络媒介发达的今天,媒介面临形态变化和内容的道德批评。本文结合其理论,就当下的媒介形态文化进行道德批评。     

健康辟谣信息的内容、质量与优化研究

[目的/意义]旨在了解辟谣平台中健康辟谣信息的内容特征和质量现状,并据此优化平台的信息质量,提升辟谣效果。[方法/过程]以“科学辟谣平台”为例,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逻辑链条对平台中的健康辟谣信息展开系统分析。首先,采用LDA主题模型挖掘健康辟谣信息的内容主题及演化趋势。之后,结合DISCERN与Michigan Checklist质量评价框架,从归源性、及时性等8个维度评价健康辟谣信息质量,同时利用方差分析探究各内容要素同质量评价结果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优化辟谣平台质量及信息质量的管理措施。[结果/结论]营养价值、食品添加等5个主题是辟谣平台中健康辟谣信息的关注重点,平台信息内容呈现明显的主题演化与强度变化特征。平台中健康辟谣信息质量整体不高,信息质量与内容主题、专家信息、参考文献等要素密切相关。未来,平台可据此提升健康辟谣信息质量,助力营造良好的网络健康信息生态。     

媒介：行走在道德的边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报道的道德反思

在过去不久的２００２年，媒介道德无疑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五胞胎事件、歌手高枫病逝事件、《东周刊》事件，一件接一件，就像一个个放大镜，将媒介的行为一次次地放大。媒介似乎还从来没有在这样集中的时间段里经历如此多的道德拷问。岁末，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事件的出现，媒介的表现再一次遭来质疑。而这一次，部分媒介似乎已经意欲走到道德的边轨之外，这不能不令每一位传媒人反思和警醒。众“媒”鼓噪由于新闻资源有限，由于事件本身的敏感性，由于“世界艾滋病日”的即将来临，媒介在这次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蜂拥而至，这本来不…     

浅析我国当前的大众传播媒介伦理困境及对策

在媒介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之下,当前我国"媒介事件"屡见不鲜,其中的媒介道德标准和媒介伦理关系问题不容小觑。这不仅关系着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性,而且关乎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的素质水平。本文拟在客观分析我国当前大众传播媒介伦理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寻找深层次的原因,以期为转型期我国媒介伦理建设与完善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建议和对策。     

从电视相亲节目看媒介的道德责任

近期,部分电视相亲节目放大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究其原因,是媒介道德责任的缺失。为此,树立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建立和完善媒介道德评价的体制和机制、营造和完善媒介道德责任追究的制度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社交媒体辟谣信息传播效果组合因素探究：基于多情境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网络辟谣作为一种应对谣言传播问题的有效途径，增强辟谣信息的传播效果显得尤为重要。辟谣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且与谣言产生与传播的现实情境紧密相关，所以探讨多元情境中辟谣信息高传播效果的组合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法/过程]从多元情境视角出发，通过搜集微博与短视频辟谣信息相关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谣言类型、辟谣主体和辟谣渠道三个维度分别探究不同情境下辟谣信息高传播效果的组合因素差异。[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不同谣言类型、辟谣主体以及辟谣渠道中网络辟谣信息传播效果的组合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不同情境下部分辟谣信息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这为现有研究中不统一的结论提供了区别于传统方差视角的解释机制。本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1)探究多情境下辟谣信息传播效果的组合因素差异；(2)为人们理解现有研究中不一致的结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3)为组态分析方法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