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兵（上）－－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宋代以降，士人炎兵渐成习尚。这篇论试图经由制度层面，分析明代士人的有关心态，并对明代权力机构中的“武”关系作出解释。     

谈兵(下)——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宋代以降 ,士人谈兵渐成时尚。这篇论文试图经由制度层面 ,分析明代士人的有关心态 ,并对明代权力机构中的“文武”关系作出解释     

明代士人“妓鞋行酒”行为探析

"妓鞋行酒"是明代中后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士人酒宴的独特癖好。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是因为明代后期政治混乱,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二是因为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个性思想进一步解放;三是商业经济和市场的繁荣也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观和人生观。士人纵情享乐,追新慕异是士人追求自我,寻求社会优越感的反映,使士妓关系从走向新的层次。     

论明代对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地理探索与认识

明代设贵州省后,为加强管理,派遣军队及其家眷驻扎定居,促进了贵州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为明代官宦、士人的游历奠定了基础。他们游历贵州多以诗歌、游记等记载其所见所闻,反映了明代士人对贵州岩溶地貌的全面考察、详细记载、系统分类,在中国地理学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明末士人尚情与女性婚爱意识觉醒及其小说表现

明代末年士人尚情主要表现为：继承了明代中后期士人对情的高度肯定，却把情与淫严格区分开来，并将情爱作为极高的人生内容来对待，从而在婚爱生活中体现出爱情至上的风貌；在婚爱实践上，许多士人把自己的爱情投注于才艺双全的妓女，或与之结为伉俪。与士人尚情及其生活风貌相表里，明末部分女性也体现出一定的婚爱意识觉醒，具体到生活实际上，这一觉醒表现为突出的自我择偶意识和比较严格的婚配标准。士人尚情与女性婚爱意识觉醒被其时小说家所认可和接受，遂成为小说家审美意识的一个方面，并在其小说中给予表现。这组相互联系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形成对于婚姻文化、女性发展，以及对于传统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意识的反抗均具一定意义，同时也昭示了其时社会思潮的进步性。     

古代流行“蜀女多才”说法探析

至少从五代开始,已有士人关注四川才女的现象.明代“蜀女多才”的说法渐渐在士人和民众中流行.这既与历代士人持续书写四川才女有关,也与宋代以后俗文化的演绎密不可分.“蜀女多才”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有士人虚构的成分.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明清沧州基层学术社团

明清时期沧州基层学术社团发展迅速。明代沧州士人以弘扬理学为己任,重视理学的理论建设,士人结社的学术意味浓厚。明清之际沧州士人结社的学术性发生了明显的政治转向。从清乾隆统治时期开始,沧州社团的政治性慢慢向社会文化意义转变。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淑世心态

明代中晚期小说虽然受到新兴的市民思想的影响,但仍呈现出士人的淑世心态。主要表现在浓厚的道德教化与进取精神的张扬等方面,产生这种淑世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的救世精神、士人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与士人主观上意欲提升小说地位等原因所致。     

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传承——以晚明文学家王庭撰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的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学习呈现出了不绝如缕、代有人出的景象,这种情况显然并未出现在同时期明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杜诗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在于明代关中学养与杜诗思想的契合度较高、明代关中文士所崇尚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杜诗的推毂、明代关中文学家族中已经形成了学杜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同时,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浸淫深刻影响到他们写诗时的措辞、架构、用韵,并且这种影响已经波及他们在文章写作中对语句的采用。     

论陈大声《滑稽余韵》的认识价值

文学艺术往往被定位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陈大声的《滑稽余韵》中大量对市井景态和市民众生相的描写，被人们肯定为“不可多得的认识古代市井社会的奇文”。其认识价值在：呈现了明中期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面貌、展示了明代中期逐富重利的社会趋向、反映了明代士人交往下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

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是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士人于科举入仕之外,寻找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可体现自我价值的新途径的尝试,它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大格局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双重制约,士人经商并未出现向近代商业资本转化的迹象,相反,却对原有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宗族制度起着强化作用。     

论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自恋心态

由于受到个性思潮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小说呈现出士人强烈的自恋心态,主要表现在＂自炫才华＂与＂自娱游戏＂等方面。产生这种自恋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关注、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与评价及其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求等。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应试心理探析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以及考试过程中,乃至考试结束后的各个环节中,都被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情绪所控制,处于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这种状态进而影响到士人群体的心理,使其处于极端敏感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因素又转而微妙的影响到士人的应试状态。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科举士人备考、应试、试后等阶段中,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成为我们探究和把握这一群体应试心理的良好素材。     

略论明代士人的经典诠释思想

明代士人多采取信仰型的解经路向,他们的经典诠释主张相当繁杂,经典视域各不相同,在同一学派中也无统一的诠释思路和解经策略;但明代士人们对经典文本的现场感有很强的领悟力,这为后来的经典诠释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解读人生何其悲!--试论汤显祖《邯郸梦记》的思想意蕴

《邯郸梦记》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依据明代官场生活的实际状况,塑造了堪称明代士人代表的卢生形象。又通过卢生一生穷通荣辱的遭际变化,批判了明代官场的恶浊现象,解剖了卢生式文臣武将自私卑污的灵魂,对明代士大夫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也做了客观性描写。更为重要的是,这部戏剧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进行了认真思索,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邯郸梦记》是人们考察明代官场和士大夫阶层心灵变化的一个重要媒介,思想蕴含丰富。     

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案狱——以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为中心

中华民族积淀的史实意识,在改朝换代之际凸现得尤为凝重,直指对于历史事实、世间真理的探究,并已超出修史本身的意义。清代大兴文字狱,成为打击汉族士人的重要手段,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既反映当时士人群体忠于史实、保存痛史的良知,也透露出明代以来弥久日炽的士林陋习。但清初的文化高压政策与尘嚣甚上的士林陋习交织,不仅给士林带来厄运,而且沉重打击了士人的修史之风,成为清初史学的一大悲哀。     

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关系正在被夫妾关系所取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是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中的明清家庭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义夫”进行适当的辨析以及对明代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男女哀情故事的举例，借此说明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并非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是基于新的社会土壤之上伦理关系的新动向。     

“三言二拍”中传统士人形象的现代意义

"三言二拍"是明代一部通俗白话短篇小说集,展示了真实、矛盾复杂的明代社会,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士人形象十分突出。小说中传统士人的忠君爱国、知恩图报、重情重义、优雅浪漫等精神品格对于现代社会弘扬爱国精神、树立正确人生观、培养理想人格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金瓶梅》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兼及《儒林外史》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