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两极间的摇摆——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分析

黄哲伦的《蝴蝶君》对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和颠覆,反映了美国华裔作家对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构想的抵制与反抗。但《蝴蝶君》呈现的另一种东方主义,让我们看到了身处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美国华裔作家既要力图摆脱西方主流文化强势影响,寻求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准确定位,又要争取主流文化认同的矛盾心态。《蝴蝶君》是黄哲伦文化策略的体现。     

东方主义的解构——论《蝴蝶君》的文化内涵

东方主义的实质是西优东劣的区分。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创作的《蝴蝶君》将普西尼《蝴蝶夫人》一剧中所隐含的性别关系、东西方关系以及殉情方式均颠倒过来,对东方主义的完全解构——不仅解构了西方男子脑海中作为东方女子典型的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也颠倒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     

有意识的解构和无意识的建构——东方主义语境中的《蝴蝶君》

从东方主义的角度看,《蝴蝶君》对东方女性刻板化印象的解构具有重要意义。在"东方主义"无意识地影响下,身为华裔作家的黄哲伦还是没有能够摆脱对"东方主义"的暗合,或者说建构。东方主义所特有的字典编纂式和制度化的强化效果,使黄哲伦的个人思考无法摆脱东方主义的知识机制,因此他的剧作有东方主义的痕迹甚至在某些方面无意识地建构了"东方主义"。     

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东方主义"解读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是西方戏剧史上的世纪绝唱,代表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想。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思想帮助下。西方人将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加以定型化,“蝴蝶夫人”成为东方女子的典型范本。作为美籍华人黄哲伦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舞台剧《蝴蝶君》与带有东方主义的歌剧《蝴蝶夫人》并置,以迥异的解读手法和舞台表现形态解构西方人对东方女子滞定形象,颠覆了原有的东西权利关系,成为以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之声,重塑了东方人的形象。     

解析黄哲伦《蝴蝶君》里的东方女子形象

在作为“三幕日本悲剧”里一幕的《蝴蝶夫人》中，普契尼使一完美的东方女子形象——“蝴蝶”深入人心。而华裔作家黄哲伦巧妙的把这部名剧容入他的剧本《蝴蝶君》，并颠覆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东方妇女形象。本文在解析“蝴蝶”形象的同时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背蒂两个方面来探讨西方男人对东方女子形象幻想的根源。     

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超越——黄哲伦剧作的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视角出发,对黄哲伦自1979年以来创作的与华裔文化身份探寻有关的8部代表作品进行分析,深入探讨黄哲伦在其剧作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冲突、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超越及文化身份反思的独特文化身份探索之旅的问题。     

死于幻想？或是死于清醒？——论《蝴蝶君》伽里玛之死

《蝴蝶君》是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对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歌剧《蝴蝶夫人》的"逆写",颠覆了西方对东方的模式化观念。西方男子伽里玛爱上东方"女子"宋丽玲,二十年后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而后在监狱中自杀。运用东方主义话语理论分析伽里玛之死,揭示伽里玛死亡的原因不仅在于他的东方幻想,也在于他清醒的认识到他和"蝴蝶夫人"一样的"女性"以及"他者"身份。     

“蝴蝶君”的性别追寻——对《蝴蝶君》中伽里玛的一种霍米·巴巴式解读

《蝴蝶君》是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以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原型而创作完成的戏剧。借助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来探讨男主角伽里玛的性别追寻过程,代表西方权威中心的伽里玛在剧末走向死亡,而在他眼中代表东方软弱无能的宋丽玲却活到了最后。通过对这一不同结局的分析比较得出,伽里玛的死亡是因为他不能认同性别混杂只追求单一性别身份而造成。如果他能对东西方文化有清楚的认识,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论《中式英语》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毫无疑问为后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围绕对黄哲伦最新作品《中式英语》的解读,指出其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华裔的“他者”身份及“东方主义”建构——《喜福会》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于二战之后,是一种多元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其中,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则概括地表述了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后殖民关系。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也对华裔美国人"他者"身份进行了探讨,而且她在作品中,为了迎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大量地描写了中国的陋习,体现了她的"东方主义"的观点。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入手,探讨《喜福会》中所体现出来的华裔的"他者"身份,并试图进一步分析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东方主义"情节。     

读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

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于1992年出版,这是中国小说史上关于乡土小说的第一部著作。他以世界性的视野对中国乡土小说的定义进行了阈定,指出了乡土小说只有在现代文明和城市的对照下才能显现出来,提出了乡土小说的现代审美特征＂三画四彩＂。丁帆是一位具有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常站在批判、解构的立场上来对待他的批评对象,然而他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学者,因此,对乡土小说的评价自然处处也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

刘士林认为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 ,讲“中国话” ,应特别注意关照现存的边缘话语和非主流话语 ;丁少伦从当代性、文化的具体性、文化的解构和创造等方面阐释了其出版理念 ;张强认为新的人文话语的选择的关键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思想的先锋性 ;朱国华分析了中西方两种诗学叙事话语方式的优长和缺失 ;骆冬青认为主流之外的“边缘”、“正统”之外的“异端”是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话语的灵魂的源地 ;刘墨分析了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话语空间和类型     

徐訏小说中的西方文化反思

徐訏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基督教与西方现代主义对徐訏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西文化对比是徐訏文化反思的中心,他虽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但他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化的一面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更崇尚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自由。徐訏小说的文化反思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为他的小说创作增添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文化因子,研究这一影响对徐訏的文化反思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论瞿秋白文化思想的时代特点

瞿秋白留下的近500万字的著作凝聚着他独特而丰厚的文化思想,主要体现为四个鲜明的时代特点:批判性、创新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首先,批判性是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首要特点,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并批判中国文化现象及文化运动,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观点。其次,瞿秋白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他总是把文化问题放在整个社会运动中考察,把握文化的时代性,同时能根据时代需要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第三,瞿秋白一直坚信无产阶级文化方向并极富远见地构想了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向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充分展现了其文化思想的前瞻性。最后,瞿秋白始终坚持并倡导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并对建立这一文化有科学、系统的认识。这既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所要求的内容,也是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去历史化”倾向及成因

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去历史化”的成因.以文化的定义,文化和历史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去历史化”倾向,指出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文化人的隐性商人身份,文化人的自恋主义心理及解构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     

论抗战时期邵荃麟的文化思想

邵茎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抗战时期,他针对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其抗战文化思想最珍贵之处,在于他立足于文化的实践,坚持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坚持用先进文化去引导、教育人民。研究他的文化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党在桂林文化城所倡导并实践先进文化的成功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陈源的文化人格、文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陈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位文化名人,曾因与鲁迅展开文学论战,被鲁迅讥讽为＂反动帮闲文人＂。这样的文化标签使他的历史本来面目被淡化和淹没,其实他那宽厚幽默的文化人格,名列现代散文十八家之一的文学成就,稳健、清醒的行政管理才能,完全有资格跻入现代文化名人殿堂。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浅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钱穆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占有重要一席。他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他的这种以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理念,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借鉴价值和治史方法有重要意义。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几点思考

鲁迅的＂弃医从文＂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家族文化的背景对鲁迅的精神发展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奠定了鲁迅后来的人生理想与方向。而留学日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改造、整合中外文化。鲁迅童年时代的人生体验和文化个性在新的文化因素的碰撞中升华。鲁迅又以敏锐的洞察力重新认识社会人生,深刻反思家族、家庭与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出了＂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鲁迅在国危民难中,从文化关怀的角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     

林语堂的文化乡愁与文化认同

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传记、随笔,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把文化乡愁具体落实在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上,使之成为文化使者,更有了文化“根”的意识。林语堂认为中国古代以儒家世俗思想为主体,以道家的遁世与佛教向往天国的神学理论为补充的思想结构,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也代表着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