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道人诗说》与姜夔诗词之关系

《白石道人诗说》为姜夔的诗法著作,但也可看成是其词论之作。从布置、精思、创新、对偶、用典、措辞和格意七个方面来看,《白石道人诗说》对白石词创作有很大影响。这种以"诗法入词"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姜夔词的独特风貌。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正读《愚溪诗序》

溪水乃自然之物,本无贤愚之辨。可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却渭潇水之上的一条小溪为“愚溪”,不免出人意表。可就是这个有悖于常理的“愚”字却饱含作者的无限辛酸。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由四“何”看《短歌行》诗脉

在曹操的《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后为何紧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又当何解？“慨当以慷”的主语真的是宴会音乐？“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的意思真的是明亮的月儿,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拾取？“契阔谈诫,心念旧恩”与“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又是如何转换衔接的？     

《诗小序》作于子夏——张澍《诗小序翼题辞》述评

《诗小序》的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纷如聚讼","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清代一些学者,从清初的陈启源,中经钱大昕、翁方纲、张澍,到晚清的陈奂等,一改宋代学者轻率攻击《诗序》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对《诗小序》的作者进行了辨析,肯定《诗小序》出于子夏。其中张澍在其《诗小序翼》的序言《诗小序翼题辞》中,以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毛诗笺》等的直接证据与自左丘明《左传》以来历代学者引用《诗小序》的间接证据相结合,论述了《诗小序》为子夏所作,显得全面而系统,令人信服。当代学者在"走出疑古时代"的背景下对《诗小序》作者问题的研究,肯定了"子夏序《诗》"的正确性。     

以"诗"证《诗》:明清《诗经》评点方式

以“诗”证《诗》是《诗经》评点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后代诗歌与《诗经》诗篇进行比较或印证。它不仅用于解释诗义,分析诗歌风格,还从诗歌的历史发展的视角寻找《诗经》与后代诗歌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易于评点者传达其审美感受,还可指点读者理解诗歌的意境。     

“常州散文”话源流——《常州散文》代序

“常州散文”在常州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上颇为有名。文章对常州古代散文作了梳理、分析、归纳与总结，并介绍了《常州散文》的编选原则和编排体例，以利于学习《常州散文》的人把握精髓，也便于外界的人了解常州古代散文的源流、学派、特点与传统。     

浅谈《愚溪诗序》中的“愚”

迁客骚人每游历山水必有所赋，柳宗元也未能出其囿，《八愚诗》就是其“寄情山水”之作，可惜今已亡佚；然与之相匹配的《八愚诗序》则幸存于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能以“愚”独步千古者，唯柳氏而已矣。《愚溪诗序》乃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书序，纵观全篇诗序总计545字，共有27个“愚”字统摄其中。一篇短文用如此之多的“愚”字实属罕见，但也决非偶然，实为柳氏有意为之。“愚”字有何寄寓？现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谈谈自己肤浅之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红楼梦》与诗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核心本质。诗的教养,诗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红楼梦》中出现的如此多的诗词,西方读者殊难理解,甚至觉得多余———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隔阂与“冲突”。而频频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诗词,在曹雪芹笔下,则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书中人物的气质与才华、生活与情趣,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反跌后文———借诗为伏线,为暗示。如果只以“空无依傍”的“一般标准”来欣赏品论,自然“失其泰半”。至于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位新来加入大观园群芳行列中,分韵作“试帖体”三首,看似可有可无,实有深意在焉。表面上同咏红梅,骨子里是分题钗、黛、湘三位女主角的收缘结果的“诗谶”。在曹雪芹为小说人物安排的诗词、灯谜、酒令中,无不如此。这是雪芹独到的小说诗词的特种艺术手法,从古未有,以后也无人能知能悟,能学能仿。诗词,在雪芹笔下的奇妙作用,宜乎用心体识,用志覃研。     

试论《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诗大序》是儒家诗学的开山之作,其“诗言志”、“教化美刺”、“止乎礼义”、“主文谲谏”等文学观点对我国后世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理论批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和辨析《诗大序》的文学思想,对正确认识、深入把握我国古代文论及文学怠4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原因浅析

东汉之后，《诗序》成为对诗义最为权威的论述，然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学者不满汉唐旧注，对《小序》、毛《传》、郑《笺》都提出了怀疑，其中对《诗序》批驳尤为激烈。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个疑经改经、存序反序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以《二南》、《郑风》的作品为例，探讨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的原因。     

文学的超越与迷失--朱熹《诗》学特征简述

朱熹是理学家，又是学家，学，他提出以《诗》言《诗》，而废弃以《序》言《诗》，这是《诗经》学上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是学的超越。但朱熹《诗》学又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