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居易诗论的思考

白居易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 ,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 ,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诗歌理论方面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其取得的诗歌理论成就进行了论述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     

美的呼唤——从思想美上分析华兹华斯与雪莱的诗作

浪漫主义文学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树奇葩,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的开拓者、引路人,而雪莱则是浪漫主义文学巅峰时刻的最重要诗人,他们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本文通过从他们诗歌以至人生思想的演变中所表现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各自诗歌思想的演变,即华兹华斯对革命由激情到失望,而雪莱则一如既往,奋斗不息。这有助于读者将诗人的诗歌与思想相联系,进一步了解他们诗歌的社会意义,评价两位杰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独特成就。     

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韩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人物，其成就不仅在于他积极动古文的革新，而且还在于他对诗歌的创新，韩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奇崛险怪”和“以文为诗”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由雄奇艰险的诗风和“陈言务去”的诗语构成，后者主要把古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引入诗歌创伤，把大量议论引入诗歌创作。     

曹氏父子的政治生活和诗歌风格

“建安学”在中国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曾受到许多艺批评家的推崇，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曹氏父子，在诗歌创作方面虽然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但由于受各自不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何承天诗歌创作对乐府诗歌文人化的推进

何承天创作的乐府诗歌《鼓吹铙歌十五首》,不仅代表了何承天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与成就,而且在刘宋时期的乐府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何承天《鼓吹铙歌十五首》的文学价值及文学意义,揭示其诗歌在乐府诗歌文人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蕴含的这一时期诗歌的新变。     

论家风“孝友”对锡山秦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无锡锡山秦氏为明清时期江南大族,以"孝友"传家,深得世人称道。作为明清时期江南的大家族,锡山秦氏不仅以科名取胜,在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秦氏家族之所以能成为历史悠久的文学世家,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是深厚的家族文化,包括家训、家法、宗祠等宗法制度,以及义田、义庄等族产支撑家族生存,还有家族教育,人才的培养,为家族发展储备力量。     

奇文共欣赏 异人Mi精魂－－陶渊明、谢灵运诗比较

不仅由于时代的相近,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个晋、宋之际最重要的名字,总是被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的考察也因此而有意义。文章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他们诗歌的相异之处;诗歌境界下“有人”与“无人”的对比;对自然景物“写意”与“写实”的不同描写手法;以及“情”与“理”的表现形态。这三个方面的探讨,尽管只是限于一个特定角度,但似乎仍能显现出陶、谢二人各自艺术成就差距的本质所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诗歌创作对于真生活、真感情的依赖。     

试论清代常州钱氏兄弟的诗歌创作

钱维城、维乔是清代常州钱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钱维城是乾隆极为赏识的文学侍臣之一,维乔亦紧追其兄,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兄弟二人由于所受的教育及成长环境的大体相似,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出很多相似的追求,强调“诗画相生”,着意追求真性情;且二人都对李白、杜甫、苏轼十分敬仰,崇尚三者的精致高格,并将之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由于生活内容与诗歌旨趣的大体相似,二者的诗歌内容与题材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个体及人生际遇的差异,二人在诗文情怀及诗歌体式选择上又呈现出些许不同     

汉魏之际家族文学的新变和发展

汉魏之际的家族文学,无论是家族形态,还是家族创作都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东汉家族文学主要表现为赋和奏疏章表等政治应用性文体。但至建安时期,由于文学观念的增强,诗歌精神的复归,以及文学审美认识的提高,文学家族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文体上诗歌等纯文学形式的题材得到大量创作,而且其它形式文学的艺术成就也趋于成熟和个性化。蔡氏父女和曹氏父子是这个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他们直启颇具现代文学意义的家族文学。     

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时期是英美等轴心英语国家向边缘或落后国家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以该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英语在中国的语言殖民、文化扩张及后殖民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     

泉州市售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分析

为了解和比较泉州市市售生牛奶及消毒纯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情况，从泉州市不同区域及两个奶牛场采集生牛奶150份．几大超市采购消毒纯牛奶100份．按国家标准GB／T4789．27-2003，采用TTC法进行检测，检测出生牛奶中阳性27份，可疑15份，阳性率18％，可疑率10％；国产消毒纯牛奶75份，阳性14份，阳性率18．7％；进口纯牛奶25份，阳性0份，阳性率0％，调查结果显示，本市产的生牛奶中抗生素残留阳性率比国产消毒纯牛奶高，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应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倡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和执行力度，以尽快改善此现状。     

海南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资源

对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调查，发现共有维管植物100科193属241种，其中蕨类植物14科15属17种；双子叶植物68科143属178种；单子叶植物18科35属46种；无裸子植物．按其经济价值划分，药用植物有125种，观赏植物46种，用材植物31种，蜜源植物28种，纤维植物27种，野生果树21种．对其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初步建议．     

西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计算机基础的个性差异,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当前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三维解析

近几年,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阻碍南疆三地州新农村建设及新型农民的培养。提出了从政府、组织、农民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此分析为进一步加强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奠定基础。     

对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后进生培养的探讨

数学义务家教的成立和建设可以弥补教育落后地区的不足,给贫困家庭后进生重生的希望.在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运用目标、系统、动态、激励、反馈五大原则和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改变后进生的学习现状,使其找到自信,树立目标,立志成才.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运用

大学生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日渐凸显。在心理委员的培养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培养心理委员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运用团体心理训练增强心理委员的积极情绪体验,构建心理委员顺利开展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作用,把教育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消极防范向积极心理素质的塑造的转变。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Involvement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in the Pinetown District

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is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enables schools to survive and cope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forces.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all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part of school strategic plann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evidence suggesting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 specifically that of Heads of Department (HOD) –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and its value in ensuring that all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ir duties, HOD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 were explore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generate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Ds were involved in some form of planning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ubstantive issues on strategic planning.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ransparency-driven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ensure HODs’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HODs is crucial towar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