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傣-泰民族文化圈和自称演变

东南亚的傣-泰族群主要分布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在不同国家官方的识别族名不同,缅甸定为“掸 族”,老挝、越南与泰国都定为“泰族”。笔者在进行跨境民族文化调查时发现,东南亚的傣-泰族群大部分自称“傣”,只有 与外族、特别是外国人交流时,才以“泰”自称。这些族群分属两大文化圈,一是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一是坚持原 始宗教文化圈。除宗教区别外,他们在区域分布、语言文字、习俗文化等也有各自特性。     

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的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

近年来,亚洲女性的跨国移动备受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以婚姻或劳务输出移居到其他国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越南女性通过与外国人结婚的方式移居至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在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梳理中国和越南对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的情况,旨在为继续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提出思路和设想。     

浅析藏族婚姻习惯法

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化是法律多元化现象客观存在的重要原因。藏族婚姻习惯法早已成为藏民族风俗习惯和法律观念的一部分。这些独具特色的婚姻习惯法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我们认为,应当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承认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法的补充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广西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互动关系之走向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婚姻习惯法在婚姻成立要件、婚姻效力、婚姻终止、纠纷解决方式、婚姻目的等方面不断趋近国家制定法,两者冲突的范围越来越小、冲突的激烈程度越来越弱。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发展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原有习惯法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等。广西民族婚姻习惯法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将更为趋近国家制定法,但其也将以新的形式、内容继续在某些区域存在。     

羌族婚姻习惯法述论

通过对方志、法院档案与口碑资料的综合研究,可知羌族的婚姻习惯法自成体系,且有丰富内涵。婚姻缔结有正聘、入赘、转房、抢婚等形式,同时有同姓不婚、近亲通婚、早婚、强制包办、神灵定亲、婚姻尚财、多妻、禁止离婚、容忍性乱等原则,以维护婚姻稳定,刺激人口增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婚姻法强力介入,羌族的婚姻习惯法才逐渐消隐。     

契丹习惯法研究

从社会组织习惯法，刑事习惯法、军事习惯法、生产习惯法、交易习惯法、财产继承习惯法、婚姻习惯法七个方面，分析其演变转化的轨迹，揭示出契丹习惯法的某些特点。     

藏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间的冲突解决路径探析——以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由于客观存在的部落族群生活的多元化,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的稳固性,使得藏族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的现象始终存在,从而在适用过程中二者之间产生的冲突也相伴而生。寻找合理的冲突解决路径,是化解藏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适用冲突的必要前提。文章认为,应当在承认民族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坚持国家法治化目标的实现,把藏族婚姻习惯法逐渐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才是最终解决冲突的合理路径。     

现代越南语程度副词研究述评

越南学者研究越南语语法的主要论著有20种,归纳出的程度副词共有17个。这些论著有关越南语程度副词论断的不足主要有：成员归纳存在错误、未能指出个别程度副词正逐渐被淘汰的现状、统计缺乏全面系统。中国学界有关越南语语法研究成果中最权威且使用最广泛的是《越南语教程》,该书所归纳出的程度副词共15个,其有关程度副词论断的不足主要有：统计不够系统全面、个别程度副词的认定不准确、缺少新生的程度副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现象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拉祜族传统婚姻家庭习惯法述评

传统拉祜族社会与当时主流社会在婚姻家庭方面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拉祜族在婚姻缔结程序、离婚程序、婚姻禁忌、通婚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都有一套本民族所特有的且必须遵循的习惯法规范.     

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时期是英美等轴心英语国家向边缘或落后国家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以该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英语在中国的语言殖民、文化扩张及后殖民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     

泉州市售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分析

为了解和比较泉州市市售生牛奶及消毒纯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情况，从泉州市不同区域及两个奶牛场采集生牛奶150份．几大超市采购消毒纯牛奶100份．按国家标准GB／T4789．27-2003，采用TTC法进行检测，检测出生牛奶中阳性27份，可疑15份，阳性率18％，可疑率10％；国产消毒纯牛奶75份，阳性14份，阳性率18．7％；进口纯牛奶25份，阳性0份，阳性率0％，调查结果显示，本市产的生牛奶中抗生素残留阳性率比国产消毒纯牛奶高，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应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倡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和执行力度，以尽快改善此现状。     

海南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资源

对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调查，发现共有维管植物100科193属241种，其中蕨类植物14科15属17种；双子叶植物68科143属178种；单子叶植物18科35属46种；无裸子植物．按其经济价值划分，药用植物有125种，观赏植物46种，用材植物31种，蜜源植物28种，纤维植物27种，野生果树21种．对其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初步建议．     

当前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三维解析

近几年,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阻碍南疆三地州新农村建设及新型农民的培养。提出了从政府、组织、农民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此分析为进一步加强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奠定基础。     

西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计算机基础的个性差异,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后进生培养的探讨

数学义务家教的成立和建设可以弥补教育落后地区的不足,给贫困家庭后进生重生的希望.在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运用目标、系统、动态、激励、反馈五大原则和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改变后进生的学习现状,使其找到自信,树立目标,立志成才.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运用

大学生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日渐凸显。在心理委员的培养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培养心理委员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运用团体心理训练增强心理委员的积极情绪体验,构建心理委员顺利开展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作用,把教育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消极防范向积极心理素质的塑造的转变。     

Involvement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in the Pinetown District

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is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enables schools to survive and cope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forces.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all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part of school strategic plann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evidence suggesting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 specifically that of Heads of Department (HOD) –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and its value in ensuring that all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ir duties, HOD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 were explore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generate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Ds were involved in some form of planning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ubstantive issues on strategic planning.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ransparency-driven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ensure HODs’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HODs is crucial towar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