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生产与媒体接触

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传媒业的知识生产中,商业资本使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媒介产品,同时受众也通过"生产性劳动"不仅仅作为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也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及技术形式的日新月异,这使得"使用者创生内容"的意义也超出了"消费即生产"的范畴,相较于形式的经济产值,受众对于传媒环境投入的完整意义也有待进一步阐释.     

社交媒体背景下的图书营销策略——生产性受众与“圈子化”探析

本文从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与信息碎片化的传播特点入手,分析在这两大特点下,生产性受众与目标受众细分后的"圈子化"对图书营销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分析生产性受众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以及意见领袖与个性化阅读对图书营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社交网络将会让图书营销中的冷门不再"冷"结论。     

社交媒体“转发抽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研究

智能终端的普及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更多的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设置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转发抽奖"是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经常采用的方式,传播者将议题和奖品绑定,要求受众转发信息即达成中奖条件从而加强和扩大传播效果。本文就社交媒体中"转发抽奖"所产生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论述社交平台环境中议程设置的新特征。     

“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

对于劳动议题的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早期的研究中一直处于盲点期。随着达拉斯·斯迈思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劳动议题慢慢进入学术视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的媒介环境下劳动议题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试图研究在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劳动议题是怎样发展的,其内在发展逻辑是怎样的。研究发现,关于劳动议题的研究,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传统媒体时代的劳动议题遵循着商品经济的逻辑,关注的是受众劳动与媒体以及广告商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数字劳动关注剥削问题,注重受众劳动与媒体的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研究。而对于数字劳动的争议,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学派之间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经济路径以及社会文化路径,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数字时代劳动问题。     

新舆论生态下,如何做两种议程的融合者?——以《南方日报》历史建筑保护系列报道为例

新媒体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议程设置发生深刻变化,由传统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变为受众与媒体双向互动设置议程.《南方日报》关于广州城市文物建筑保护系列报道,就是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共同进行议程设置的新尝试:传统媒体从社交媒体中筛选出一系列最终影响事态发展的议题,引导舆论向理性、建设性方向发展,最终影响政府议程,促成了政府决策的出台.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议题演化

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来源更加广泛、舆论社群心理趋向理性,网络公共事件相关舆论议题演化有着由浅入深、逐渐聚焦的特点。多样的信源、公开的讨论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本文以"魏则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社交媒体时代舆论议题的演化路径,并试图探讨网络舆论演化的推动机制。     

2015,开启分众进化之路

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可以用"狂飙猛进"四个字来形容,在其所带来的这场传播剧变中,广告行业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际遇与突破点。分众作为生活化媒体具有强制到达能力,受众恰是社交媒体的主流人群,这两点决定了分众生活化媒体平台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品牌引爆空间,是品牌与消费者建立关系的核心场景。无论是例如小米手机、褚橙,通过社交媒体引发话题,建立能量,最后落地到真实可感的生活空间媒体中转化成销售力,还是如同百度百发、     

龙年新春评论之一 公信力源自对受众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近年来,媒体的话语权之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传统的主流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争抢第一时间以独家报道独家观点影响舆论引领舆论,成为媒体扩大受众、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对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所刊发的报道是否真实可靠、能否做到独家权威,评论是否客观公正又富有深度,也     

数字时代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路径分析

数字时代,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到来,传统媒体中的议题设置功能被重新检验。垂直媒体的权利逐渐向水平媒体转移,传统媒体提供议题设置的第一层议题对象,而社交媒体提供第二层属性,二者可能在主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属性上存在分歧。在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传统媒体如何通过议题设置让新闻舆论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本文以福建省的媒体议题设置为对象,分析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中进行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变革。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论失焦

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网络舆论失焦现象频频发生。本文结合现实案例,从大众媒体、受众、自媒体平台以及政府等多方面分析后真相时代舆论失焦产生的原因。社交媒体的情绪动员、互联网时代的受众狂欢、官方认证的姗姗来迟以及平台方的低调助攻都为舆论失焦提供滋生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     

国内数字劳动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2004~2022年CSSCI数据

数字信息时代,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劳动形态已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2004-2022年间以数字劳动为主题的CSSCI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图谱。研究表明:1.数字劳动相关的文献成果逐年递增,但发文作者及机构间合作强度较低;2.不同学科视角下数字劳动的研究热点各不相同,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科的热点议题分别是社交媒体与受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异化、平台经济与价值创造;3.未来可结合时代背景去探讨新业态下数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算法控制下数字劳工的自我剥削等现实问题。     

公信力源自对受众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近年来,媒体的话语权之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传统的主流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争抢第一时间以独家报道独家观点影响舆论引领舆论,成为媒体扩大受众、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对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所刊发的报道是否真实可靠、能否做到独家权威,评论是否客观公正又富有深度,也成为社会各界评判媒体的重要标尺.     

自媒体时代微博受众的心理分析

自媒体是伴随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出现后的热词。进入自媒体时代后,＂人人皆记者＂＂人人皆媒体＂的说法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热潮,作为推动自媒体发展的一大动力——微博,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群体,微博受众参与网络社交有着种种心理。     

"武亦姝走红"现象的传播学5W模式解读

在新旧媒体共同影响信息传播的今天,信息的传播呈现出更高效、更快速、更多元化的特性.为揭示新、旧媒体共同作用下信息传播的结构和特点,笔者借助于"5w传播模式",对武亦姝走红现象进行解读.结论认为,在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体、受众的共同作用力下传统媒体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合力不仅能设置议题而且能形成社会议题、反映社会议题,使武亦姝走红的同时进一步传播了传统古诗词文化.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化

在后真相时代,传播模式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受众地位的变化,令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等新闻价值要素出现了转变。本文以"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为例,探讨"后真相"是如何影响受众情绪以及如何影响新闻价值要素变化的。     

探析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新路径，塑造舆论生态新格局

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主流媒体引导热点、占领舆论阵地的“轻骑兵”。应通过差异化打造评论产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引导主动权;精细化运营留言区、及时回应关切,激发受众共情;系统化设计创意互动、培育品牌形象,强化引导效能等,牢牢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数字时代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与革新——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教授

数字时代中需对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检验,结合唐纳德·肖教授的访谈和新近研究成果发现,垂直媒体的权力逐渐向水平媒体转移,社会化媒体强调议题时从传统媒体中借鉴背景内容,议程设置理论正吸纳所有媒体。传统媒体提供议程设置的第一层议题对象,而社交媒体提供第二层属性,二者可能在主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属性上存在分歧。议题融合中同时融合了主题和属性。反向议程设置中新闻记者对实际或想象的公共利益做出应对,公众议程获得关注,普通公众凭借社交媒体获得赋权。议程设置可用于测量社会稳定,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的共识系数可作为参照,"导向需求"理论在社交媒体中依旧适用。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实践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国际关系的动态。数字化时代社交网络不仅是全球传播的必争之地,还承载了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使命。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社交媒体时代下的国际传播实践,强调适应不同文化和受众的重要性,同时分析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发展趋势和各平台特点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并提出一系列策略,以引导国际传播在社交媒体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功。     

国有化还是用户所有?——从“数据所有制”破解社交媒体治理之争

当前关于脸书(Facebook)数据泄漏丑闻的争论仍然局限于技术平台侵犯个人隐私、威胁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如何监管科技巨头等议题。本文从所有制的视角出发,梳理被忽视的西方学界围绕社交媒体是否应被"国有化"的争论,以及关于此问题所展开的它是不是公用事业和究竟应该归谁所有等问题。本文认为,这种争论将关于社交媒体所有制的讨论束缚在财产所有权意义上的企业产权和用户生成内容的版权框架之内。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成果虽然点出了社交媒体使用是一种被剥削的劳动这一理论命题,但未能进一步就此主张用户的"数据所有权"。实际上,已具有抽象劳动特征的用户上网行为所产生的看不见的产品—"一般数据",恰恰应该被理解为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劳动权"应体现为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基于劳动权的"数据公有制"天然具有合法性,应由用户来收回数据控制权,制衡社交媒体巨头滥用公司权力。     

语用身份论视角下的网红“人设”建构分析

新媒体时代,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交媒体上塑造"人设"以获取关注度。"人设"由网红的设计、媒体的营销与受众的评价三部分组成。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人设"作为一种稳固化、模式化建构的语用身份,成为明星、网红以及公众人物等在特定交际场合塑造特定身份的一种营销手段,其建构过程由人设主体的多模态隐喻建构、媒体语境的身份"品牌"产业化建构与受众主体的多元解读三个部分组成。而作为一种语用资源的"人设"的崩塌,除了表现出交际过程中语用身份建构的失败与语用不平衡,还展现了大数据时代一场以"流量"为核心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