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汉初期儒学内容的变化

西汉初期儒学的复兴，既与当时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又是儒学自身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经过陆贾、贾谊及董仲舒等儒生的改造工作，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吸收了大量阴阳家和法家思想，与先秦儒学比较发生了巨大变化。     

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大一统”社会结构的确立，与西汉前期的治国方略的转变关系密切。建汉之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代替了秦始皇的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从而使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极盛，所以武帝摈弃了黄老思想，确立儒术为治国方略，完成了治国方略的第二次转变，这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使“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结构，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

西汉前期诸子之学复兴,儒家学派能够脱颖而出,一跃登上独尊的地位。儒学能够迅速攀升,主要在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人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最终实现了推陈出新和超越突破,逐渐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     

试论西汉初期儒学的复兴

秦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禁止其它学说,使得秦朝儒学暗淡沉寂。西汉初立,在高祖君臣对秦亡的反思过程中,经儒士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努力,儒学得到了初步复兴。但是,由于当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儒学并未立即被定为一尊,取得主导地位的是黄老学说。儒学经历了与黄老学说的长期激烈斗争之后,直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学对西汉士人政治思想的影响

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以及以法独尊焚书坑儒的秦朝,儒学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西汉王朝的建立给了它一个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机会。儒家思想对西汉文人的影响从弱渐强最终到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一统局面,从而对西汉王朝的兴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儒学长盛不衰原因及其影响

从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国家力量的推行,儒家学说的社会适应性,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儒家传承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儒学长盛不衰。儒学一枝独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一面,也不可避免的有负面影响。当下,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对儒学重新诠释,在扬弃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西汉的儒生郡太守与儒学教化

汉武帝确立儒学教化以后,其选官制度的儒术趋向推进了儒学势力的增长,还选拔了大批儒生官僚,其中许多成长为郡太守.信奉儒学教化的儒生郡太守,从发展经济、推行礼仪、先教后诛、利用父老整合社会秩序、建立学校等方面推行教化.这奠定了以后历代地方官员推行教化的基本模式.     

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

继孔、孟之后,荀子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分别体现在性命观、儒士道统与政统精神和礼法观这三个方面。     

西汉法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及其失败原因

西汉法家在儒术得到独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并不甘心处于非主流的位置,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批评儒家思想对安国尊君毫无用处,批评儒家没有执政能力和儒者人品低下,宣扬法治的必要,称颂先秦法家人物。但法家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法家只讲功利,不讲情义;二是强调"富国"而主张"弱民";三是与众为敌,不能形成统一战线。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西汉前期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

西汉前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其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围绕着对皇帝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政治构建,这一过程经历了对皇帝身体的想象、思想秩序的初步规范和王者配天儒家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三个阶段。西汉初期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范式。     

从《汉书·帝纪》中的灾异记录看西汉社会思想

《汉书·帝纪》中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这些灾异数量众多、类型不一、分布不均,对西汉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统治者们应对灾异,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对灾异的记录和各种赈灾措施的施行反映了西汉社会的民本思想、附会思想和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史称董仲舒向汉武帝所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影响深远：“为往圣继绝学”,使孔孟所开创的儒学复活;使儒家直线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使儒学经学化;使儒学在我国此后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正统的主导地位;使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儒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使孔子与老子成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中国和全人类的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董仲舒的功绩与贡献,足以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董仲舒与汉儒,当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     

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社会和谐观念

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适应时代政治的需要,提出了各种政治思想和主张。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无论是理想的政治状态、大一统理论,还是建立君仁民从的君、臣、民关系,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念,这一理念可以说是当今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