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英亲属称谓比较研究

汉英亲属称谓语言使用差别巨大。庞杂精确的汉语亲属称谓系统重视宗族,严格按辈份分层;而简单笼统的英语称谓以核心家庭为重心,反映血缘远近。与汉语相比,英语在使用亲属称谓时不加排行,用于口头称呼的亲属称谓数量少,使用范围也较小,更多使用名字称呼亲属。这些差异反映了汉英社会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不同观念和思维方式。     

传统:具体而又普遍--论典籍诠释的方法兼与刘清平、穆南珂先生商榷

关于儒家血缘亲情的讨论既涉及文本的解读又涉及典籍诠释的视角与方法问题。从对文本思路的疏解入手,必须顾及传统本身"经"与"权"的不同层面,顾及其具体的历史性含义与超越性蕴含;从对传统的诠释来说,则又必须看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贯通及其主体自觉选择的作用。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既存在着"经"与"权"、具体与普通之间偏取的倾向,又存在着对文化传统一概抹煞的心态问题。     

从家族档案探析浦江郑氏“孝义同居”的原因

浦江郑氏能够"孝义同居"达三百三十余年,除了其中的血缘因素,更多地是依靠严密的家族管理制度和与时俱进的孝义含义。正是依靠文件性的家族族规与适应朝代演进的孝义原则,浦江郑氏才能长久地和睦相处,并成为封建王朝扶植的典型。     

中国血缘法:人伦逻辑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原理的另一种阐释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交往范型是一种血缘交往范型,其理论建构具体展现为“伦—理—礼—刑”的逻辑思维路径。血缘人伦与礼法规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礼法的价值取向是血缘性的等级秩序与人伦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机理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理论,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红字》的叙事魅力与意义解析

文学理论界对于探讨文学的意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而文学争论的本质是对历史中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得到不同的理解。"白兰滞留"和"牧师之死"这两个事件的设置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由于书中巧妙的写法从而使霍桑的这部小说叙事更加典型,对《红字》作品的理解也更加多样性,这也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创作性。     

宋代张载"性"论微探

人性问题历来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的焦点.先秦时孟子主张"性善"论;告子主张"生之谓性,性无善恶"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宋代关学代表张载则强调"天人一气",他认为人以天性为本性,"性"是一个"合两"、"极总之要"的大范畴,它囊括了天性、物性、人性及三者的统一,三性统归于一"气",旨在与佛教的本体"真性"与见闻"自性"相区分开来,可谓是中国自先秦以来"性论"研究的一大进步.     

分析性:蒯因和卡尔纳普的争论

本文通过蒯因和卡尔纳普对于分析性的争论说明蒯因对分析性的批判并没有打败卡尔纳普,实际上他们的争论是哲学上方法论之争。     

人体词的英汉称呼语的隐喻化探究——以“头”、“心”、“手”为例

传统意义上的隐喻,也称作暗喻,通常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指在某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是属于更广的思维和认知的范畴。本文通过人体词对抽象域(称呼域)的映射,阐释了人体词"head"、"heart"、"hand"的英汉称呼语的隐喻化方式特征。     

从血缘看日本传统家制度

日本文化被称为"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存在着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如:重"义理"轻"人情",强烈的集团意识等。了解日本的传统家制度对理解这些文化现象有很大的帮助。日本传统家制度特色是重视家业的延续和繁荣,漠视血脉的延续。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代日本的稻作经济、封建庄园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古代母权制遗留也导致了人们对血缘的淡漠。这种对血缘的淡漠对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裸濮”应是“羌濮”

濮族是史学界争论最多的民族,"裸濮"因带有"濮"字,其族属也一直争论不息,一直列入佤崩语支先民之列。其实"濮"与"羌"同源,同是东夷民族的后裔。"裸濮"应是"羌濮"的一支。     

"兼爱"与"博爱"

"兼爱"思想是墨家思想的精髓,至今仍然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兼爱"的伦理涵义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感情层次和利益层次。感情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利益层次就是爱时必须给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博爱"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思想,它要求人们彼此相爱,爱一切人。"兼爱"与"博爱"有两点是相通的:一是认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大家应该彼此相爱:二是认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知恩图报是人的一种本性,你爱别人,别人就会加倍地爱你。墨家的"兼爱"思想的人性基础与基督教是相同的,因此把它作为构建现代社会普遍伦理的文化资源,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     

“总督河道”与“河道总督”

“总督河道”是我国明代中央政府派出的专门为疏浚、开凿、治理河道的钦差大臣,故亦称总督河道大臣,其原官位、官阶不变,遇事方派遣,事毕回京复命,为非常设之官员。“河道总督”则是我国清代始设的掌管黄河、运河、永定等河,堤防疏浚、治理事务的专职官员,官阶与掌管行省的总督相同,为正二品,加尚书或都御使衔者为从一品。     

"师心谴论"与"别出手眼"--嵇康李贽散论

魏晋与晚明是两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孤傲嵇康与狂痴李贽最有代表性。他们有共同的士人心态:才高气豪、狂放不羁、厌弃仕宦、离经叛道、置纲常礼法于不顾,分别以"师心谴论"与"别出手眼"的方式放胆为文,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激烈反抗与批判虚伪的"礼法"社会。为统治者所不容,为世俗小人所不忍;从而因名祸起,因文字而致罪。他们的死,既是个人的悲剧,又是时代的悲剧,值得去反思。     

知行合一观与平民主义教育——杜威与毛泽东的教育哲学思想比较

杜威和毛泽东虽然分属不同的阶级阵营,立场观点迥异,但都致力于旧教育的改革,努力探索并躬行"知行合一观"和"平民主义教育"的教育哲学。从思想渊源上分析,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是以"经验"为核心的自然主义,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则是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的。     

《阿凡达》与《独立日》的救赎意识比较

电影《阿凡达》讲述了潘多拉星球上的居民奋起反抗人类的侵略,完成其生存环境及权利的救赎.而《独立日》讲述了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成功抵制了外星人的毁灭性入侵.对两部影片的历史背景的故事进行对比,进而比较了两部影片在救赎意识上的异同.     

“syllepsis”和“zeugma”中词语搭配的变异研究

同出一辙的syllepsis和zeugma形式相似,本质上却有着极大区别。两种辞格中词语搭配的变异现象实则是对＂合作原则＂中关系准则和质量准则的违反,使行文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妙趣横生。     

《故事新编》和《豕蹄》比较论

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豕蹄》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两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通过对两者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的比较分析,可以从中探寻到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位新文学大师在历史小说创作上的个性和共性,以及他们在推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略论"诚信"与"诚信问题"

“诚信”应该是能够维护社会正义的真诚守信，当前，“诚信问题”严重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现在要合力。应该是有益于社会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言行一致。“共铸诚信”，也应该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名教"与"自然":魏晋士人心态调适"三部曲"

自然主义与人伦主义兼容并包及自由放任与恪守名教的价值二重化,构成魏晋士人文化心态的内在紧张和困惑.因此,如何调适心态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克服名教和道德的异化,便构成魏晋士人心态调适的特殊历程.     

"边缘意识"与"深层结构"--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心理分析

《莎菲》不能用简单的“道德主题”或“女权主义”概括,在爱情故事的背后,是乱世中先觉者以“边缘意识”自守,在庸俗与空虚的双重诱惑中拒绝沉沦、抵死挣扎的心灵历程．这一“深层结构”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