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矍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影响坏.这三次“左”倾错误尤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尽管,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根源,但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与策略上的“左”倾错误也是分不开的.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错误定性表述问题辨析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实质不是"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从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词义上看,从其错误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定性的比较看,表述为"右倾退让错误"更为恰当。     

中国共产党早期三次“左”倾错误比较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经历过理论和道路的迷茫期,犯过几次严重的错误,尤其以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典型。这三次错误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革命形势判断错误,认为革命处在高潮期;对持不同意见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城市中心论"的错误道路大力推崇,致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等。但三者在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错误的危害程度以及纠正错误的方式存在不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吸取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完善党内纠错制度,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论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给我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特点主要是"左"倾错误的干扰往往多于右的干扰;"左"倾机会主义者,大都有一套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强加给中央,在中央形成决议,危害极大;"左"倾错误往往是在压制和打击正确主张的同志中得到推行和泛滥的;共产国际对"左"倾错误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之所以会有如此特点,有着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党来说,开展反倾向斗争,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的四次纠"左"及其历史影响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先后四次纠“左”。前三次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别于1928年前后对“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前后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至1941—1945年全党整风运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和纠正。最后一次是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后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四次纠“左”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其历史影响都是重大的。     

“左”倾思想认识特征的历史考辨

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党反倾向斗争历史经验的概括.回顾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辉煌胜利的征程中,曾犯过多次“左”、右倾错误.毛泽东高擎两条战线斗争的旗帜,对错误倾向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和理论分析,留下大量理论财富.当他晚年因种种原因陷入“左”倾泥潭时,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他们的论述,为我们研究“左”倾思想的认识特征,提供了指导.     

中央苏区最后失利的客观原因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错误路线危害的情况下丧失了。多年来,我们着重总结了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原因——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而对若干客观方面的原因则研究不够。中央苏区失利的客观原因,概括地说,就是: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力量强大,超过了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限度。有的同志或许要问: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能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形进行考察。以下从三个方面作些说明。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而且取得圆满成功,张闻天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一、遵义会议前同"左"倾错误决裂、斗争,促成会议的召开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功劳也早被人们所称颂.众所周知,那时的临时中央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同志比较早的从第三次"左"倾错误中分化出来,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大作用.张闻天是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张闻天身处其中,亦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他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善于独立     

张闻天遵义会议前反“左”思想初探

张闻天在30年代初,作为“左”倾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犯下了“左”的错误。但自1932年底至1935年1月,他又在实践的教育下逐步开始了由错误的正确的转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始了反“左”的探索。这一时期其反“左”思想还只是一种萌芽和形成过程中的探索,主要集中表现在六个方面。     

论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共产国际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每一次的错误都是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或代表的指挥,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受到挫折。     

邓小平同志反“左”思想特点概述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出现过“左”倾错误。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笔者就邓小平同志反“左”思想的几个特点:思想上的敏锐性、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彻底性等作一概述。     

"左"了,还是右了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一错误路线发展的顶点,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后来,毛泽东将此归纳为三句话: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这样概括是很精确的,但若简单地将这三条都当成“左”倾错误的表现,那就不行了。“左”与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一个本质上的相同点:思想认识脱离实际。人们的思想认识若未能从实际出发,就会表现行动上的忽“左”忽右,甚     

扎西会议与红二、六军团正确军事路线的奠定

在云南威信召开的扎西会议,根据当时时局的变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也为当时正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抗争的红二、六军团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扎西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斗争也由被动变为主动,奏响"乌蒙回旋",实现胜利会师。     

共产国际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及高度集权领导方式的影响,接连发生了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受到巨大的创伤,险些葬送革命的前途,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册第5-10章)

●阶段特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是过渡时期的历史。其显著特征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初步发展阶段,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任务是:政治上进行巩固政权的斗争,经济上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从1953年1月到1956年底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阶段。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到1976年是中共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进行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期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使然,中共认识到了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又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又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和指导方针上一再犯“左”倾错误,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历史时期,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纠正失误,与“左”倾错     

建国前后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否定之否定

正确开展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至关重要.党内政治性的错误,通常被划分为"左"与右两种类型.毛泽东在民丰革命时期曾经是反"左"的英雄.但建国以后却在"左"倾道路上渐行渐远,虽然偶尔也否定"左",但总体看法是"左"比右好,而且常常本身并不自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制定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很有稗益.     

论党中央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清理

王明"左"倾错误于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影响党的工作长达14年。党中央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清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瓦窑堡会议在政治上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清理,党的整风运动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入清理,特别是六届七中全会对王明"左"倾错误在理论上、思想上进行了彻底清除,全面完成了清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历史任务。     

延安整风左倾思想及成因的探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就是要克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错误。然而,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和方式上却发生了偏差：由以团结教育为主转为以批评排异为主,由温和团结的整风方式转为残酷斗争的整风方式,由反对“左”倾错误为主转为“左”倾错误思想的燃起,由以整顿“三风”为主转为审干、抢救运动。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一搏——周恩来与1962年广州会议

１９５７年后“左”倾思潮泛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１９６０年开始纠“左”,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党中央制定了《高教六十条》等三个条例,对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顶压力、冒风险,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并坚持将这一论断写进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久,周恩来遭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责难。周恩来把知识分子视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宝贝,因此无论多么强大的压力,都动摇不了他的这一信念。可以说他是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     

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

周恩来在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 ,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错误进行了艰难的斗争 ;极力维护毛泽东 ,体现了他和毛泽东之间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在他和朱德的领导下 ,中央根据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