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权力的多样性探析

在西方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媒介权力”(m edia power)是各种问题产生的核心。虽然关于“媒介权力”的学说还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学说体系,但是当前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都趋近于围绕“媒介权力”来设定研究方向、对象和建构理论。在研究视角方面,主要是从新闻传播学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的。新闻传播学的视角一般从媒介入手研究权力,没有注意到权力本身的多种形态与结构,没有注意到从权力视角出发来研究“媒介权力”的另外一条路径。而传播社会学的视角:把媒介权力看作是整体权力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单一的将“媒介权力”界定为政…     

媒介的权力──一种全景透视方法

“媒介具有权力”是２０世纪初西方传播研究所确立的一个普遍的理论假说。它所拓展出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及所包容的丰富的理论内涵,正引起国内有关学界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本文在介绍西方媒介权力理论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正负影响力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确立了相关的研究视角和思维逻辑,为进一步的研究建构出理论框架。在方法论上作者主张“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但更看重批判学派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理论魅力。     

媒介权力与网络媒介权力

媒介权力研究是西方传播学理论中直指媒介本质属性的核心议题,在我国则属于方兴未艾的新课题。本文在追溯西方传播学界对媒介权力内涵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对大众媒介权力的生成与作用机制进行了全方位剖析,并首创性地提出了"网络媒介权力"的新概念,为新时代的媒介权力研究建构了理论框架。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被忽视的能动性：发展传播历史流变中的非洲思想与实践

受文明等级思维和线性历史观主导的发展主义迷思影响,非洲国家在发展问题中的能动性被长期忽视,其作为发展传播理论范式更新的主体角色之一,也被主流学术话语霸权所遮蔽。对此,本文通过挖掘发展传播历史流变中的非洲思想与实践以作出回应。研究发现,基于西方现代化范式失败的实践效果,非洲学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开始,发生强调以“媒介”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的发展传播路径转换。随着“现代”在通信全球化语境下的归来,围绕技术乌托邦的探讨呈现出非洲发展传播研究否定之否定的态势。此外,本文将现有发展传播理论体系中缺位的发展新闻也纳入研究视野中,既是跨越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二元对立分析思维的尝试,也能够在非洲发展新闻思想的衰落与复归中,更深刻地理解非洲行为体在面临发展问题时反“线性历史观”、克服媒介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创造“另类”模式的能动性。以非洲发展传播的历史流变来观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推进有中国视角、全球视野、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南方主体性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这也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北大核心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东方学和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看媒介帝国主义

东方学视角下的媒介帝国主义1969年,关注传播与国家发展议题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以他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揭开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序幕,被后人称之为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的先驱.①在这本著述中,席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但他对“传播优势”问题的最初阐释,蕴涵了许多批判西方(主要是美国)传媒的思想.席勒认为,美国的传播势力凌驾全球,是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结合的产物,美国的大众传播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延伸.②而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最先提出者鲍依巴瑞认为,媒介帝国主义即指“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单独或总体地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例的相对影响力.”     

徘徊与突破:近年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动态与评价

发展传播学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并由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亚洲地区为发展传播学的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亚洲发展传播学的文献资料,从研究国别、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概括了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从研究国别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果较为丰硕。从研究话题来看,经济发展的“软要素”、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性别平等与家庭生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媒介技术与边缘化社区和传播的权力问题等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从理论范式来看,包括社会营销、娱乐教育、健康促进、参与式传播等主流理论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地区既提供了丰富的发展传播实践案例,也在方法模型层面实现了创新,但在理论范式层面缺乏具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中心的”理论群。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媒介帝国主义及其启示

梳理“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脉络,不难发现,自1969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揭开“媒介帝国主义”研究的序幕。到1977年文化传播学者鲍依巴瑞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有关传播与国家发展、国际传播不平衡等问题的阐释无不蕴涵着新锐的传媒批判思想。而这与当时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渗透及应用不无关系。     

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

<正>【学者简介】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数字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一般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等。出版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媒介文化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等多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 是７０ 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早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 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的影响, 是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发展的新形式。８０ 年代后, 传播研究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 以及西方文化的实际传播效果,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产生了热烈的争论, 推动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９０ 年代以来, 有关“全球化”与传播霸权的讨论, 使早期“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宏观性的批判研究取向, 再度引起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考量, 也已超越媒介与大众传播的领域, 是世界各国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挑战,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探寻２１ 世纪的国际战略和竞争决策的重要依据。     

西方新闻舆论监督透析

在西方新闻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媒介崇高的社会责任，是其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在向着这一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媒介首先必须完成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契合。于是，我们看到，在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力量的干涉和重塑之下，西方新闻舆论监督拥有的只是表面的繁荣，其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新闻舆论监督在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点西方各国的新闻媒体程度不同地享有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小视的角色，“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等都是对媒体这一功能的诠释。新闻舆…     

传媒素养教育（《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4年冬）

西方的传媒素养教育主要是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分辩、选择和利用传媒的能力。我国既要学习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又要结合我国情况，注意解决传媒本身的问题。因此既要对普通受众进行传媒素养教育，又要着力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和“媒介公民”——传媒机构和传媒人的传媒素养，解决传媒体制、媒介质量的问题，以及媒介公民的权力、责任和职业精神等问题。     

从偏向时间到操纵时间：比较视野中伊尼斯和基特勒的“媒介-时间”研究

对于现代人而言，媒介不仅介入和影响了时间的感知和使用经验，也在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改变了时间的性质。伊尼斯作为较早关注到传播媒介本身的西方学者，也率先从媒介的物质性视角看待时间问题。他的时空偏向理论从宏观的、知识运输的层面为我们把握媒介、人与时间的关系提供了路径。如果说伊尼斯开创了“媒介-时间”研究的结构主义先河，那么在他之后的基特勒，则打开了这一研究的后结构主义大门。他以数据处理的可能性重新阐释媒介与时间的关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了“时间轴操纵”理论，由此“媒介-时间”研究进入微观层面。本文在比较视野的观照下，探究了伊尼斯与基特勒“媒介-时间”观的异同性，并表明二者为推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为数字时代人们正确处理媒介与时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参考。     

建设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体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话语权力理论,指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更是权力的载体,人能够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①权力话语理论对后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制造着“西方话语”,传播着“国际话语”,垄断了国际话语传播领域.用“西方话语”体系传播和解释“中国话语”的结果,是中国在国际上患了“失语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媒介域”与华夏精神形塑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玉器是史前天文观测和传播天文知识的主要媒介,后发展为神器、法器、礼器、饰器和葬器。围绕着史前玉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域”。玉器“媒介域”发挥着记忆工具、权力装置和社会组织核心的功能,建构特定的时空组合。围绕着玉器这一“媒介域”,形成了中国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传播观。史前玉器对华夏传播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远影响：一是以“器以藏礼”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礼乐文明;二是传播仪式观的思维取向成为理解华夏传播的重要线索;三是史前玉器“媒介域”使得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对于理解传播权力变迁与圣王崇拜有启发意义。     

深入本土: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学术走向

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迄今已走过近30年的发展历史。近10年来,华夏传播学的研究飞速发展,这既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体现了传播学科发展的内在趋势。本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10年来发表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上的417篇相关论文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的学术图谱。研究发现:2012―2022年这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发文量呈“井喷”之势,不论是作者队伍、课题资助,还是研究的议题和理论视角都日益丰富。在研究方向上,古代政治传播是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实践、观念、制度和媒介四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线上,“先秦”和“宋代”的传播现象相对更受到重视;在本土理论和方法探索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在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同时,有意识地彰显中国视角,尝试建构传播学的中国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     

普希金阐释史：构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中心

在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论”的共同体设想在欧盟宪法受挫后被证明是一种避视“权力”的存在的鸵鸟理论时，德国历史家温克勒出版了一本大部头历史著作——《德国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重提德国对于西方的抗拒与融入的历史过程，而这就牵涉到德国以“西方”为他者来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的文化政治学设计。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     

超越性别政治：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研究三十年（1994-2023年）

中国大陆的女性媒介形象研究自1990年代中期兴起后,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探讨女性问题的重要取径。女性媒介形象研究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产生研究热潮,并保持了稳定的学术产出。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为节点,相关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至2008年,在西方女性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主导下,女性媒介形象研究呈现出自发与理论依附状态;而从2008年至今,中国学者逐渐超越以男性凝视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表述,关注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改革对女性媒介形象呈现的决定性影响,扬弃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以历史向度关注国家在场不仅照亮了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盲区,也释放了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研究的本土动力,更凸显了将以女性媒介形象为表征的妇女问题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