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4年羌族人民反土司统治的斗争

1959年5月,原四川省民族调查组在茂汶羌族自治县黑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矮子关羌民杨太享将其家藏历史文献——清光绪末年该地羌民控告岳希土司的状纸及省、道、府、州批示的抄本赠给调查组(该抄本被定名为《控告坤土司状纸》抄本,原件存省民研所)。这一抄本系杨太享的祖父、控告坤土司时的群众代表杨天耀所抄。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不仅记录了羌族人民当时反岳希土司统治斗争的整个经过和场面,而且为研究羌族社会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尤其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方志失修,档案散失,这一资料得以保存至今就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羌笛悠悠江水长流--甘孜羌族社会历史变迁调查

解放前的甘孜羌族在民国政府和当地土司、头人、“袍哥”、“舵把子”、“烟匪”的剥削压迫和欺凌下，过着十分贫穷与落后的生活，羌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歧视和压迫，在经济上也受到残酷剥削。由于旧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条件极为落后，求学就医非常困难。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羌族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孜羌族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正在走向美好的未来。     

论提高羌族地区教育质量的途径——以阿坝州羌区教育为例

四川省阿坝州是羌族藏族自治州,主要民族是羌族和藏族。本文通过研究该州的羌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断加快羌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注意调整羌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提高教育质量。     

制度变革、政策杠杆与社会进步院容美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18世纪,土司制度已经成为皇权向基层延伸,特别是土司管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土司经常出境劫掠也不同程度地危及到周边地区的社会安定。因此,中央王朝废除土司制度,委派流官治理原土司管辖地区,使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制度变革成为容美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     

在羌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羌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一方面,他们积极地传经布道,开展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在羌族地区发展现代教育、开设诊所,为民服务,对羌族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基督教最终难以根植于羌族社会,但传教士的一些工作对羌族地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在文化考察活动中,传教士的一些记录及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朝对阿坝州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领土内的某些地区,采取一些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措施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本文从明朝在阿坝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及其内容人手,以点代面,再现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土司制度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但是也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其终结。     

羌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嬗变

羌族地区城镇产生于秦汉时期,与民族关系的嬗变息息相关。蜀汉以来,羌族地区城镇成为军事弹压和军事拉锯的据点、焦点和民族隔阂的樊篱。明清以降,随着羌区汉化程度的加深,羌族地区城镇军事功能淡化,商贸价值凸显,成为羌族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中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羌族地区民族关系根本改善,羌族地区城镇全面发展,发挥了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和引导作用,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的社会控制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对统治阶层内部、土民、外来人口、相邻土司及非土司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土司的社会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近十年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对近十年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做了梳理与归纳,从土司文化遗产内涵及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指出目前武陵地区土司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从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看中原文化对壮族土司文化的影响

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是桂中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忻城土司官族的诗文在用典和声韵以及形式等方面体现出逐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情况,而其中的《教士条规》16则更是体现了他们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思想,由此看出中原文化对壮族文化的逐步影响过程。中原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影响有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的原因,这是土司地位所决定的。     

云南土司研究综述

土司是一种官职,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册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管理,以达到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学术界对云南的土司研究已取得较大成就,一大批学术论文和专著的问世,为历史时期云南土司的设立、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广西壮族土司制度研究:问题与路向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壮族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值称道。与此同时,研究中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不断挖掘新史料,创新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应成为今后土司制度研究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加强土司学术研究与地方的互动,不失为今后土司制度研究深入发展的有效路径。     

明朝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朝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表现在文学、宗教、建筑、艺术诸多方面,尤其是文学方面更为光彩夺目,其中对儒学的引进和融合是其文化认同的核心,而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是其与周边各民族及与中央王朝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中实现的。穷波讨源,汉族和纳西族的同源异流的关系以及两者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共同文化基因是明朝木氏土司文化认同的文化渊源;明代及此前诸代,纳西族与周边各民族和全国统治王朝的融合、冲突是木氏土司文化认同的历史动因。     

广西忻城土司建筑艺术与旅游开发

忻城土司衙署位置的斟择、结构布局与艺术装饰的巧设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传统传承心理与科学生存的完美融合。我们要善于研究现代人对古建筑艺术审美的心理走向,注重在土司衙署建筑艺术审美过程中、在土司历史生活场景形象复原中、在土司一条街的重构中、在土司建筑艺术产品转化中来激励旅游者参与旅游体验,从而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目标。     

略论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夜郎“套头葬”式的彝文献考释

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掘出土的夜郎时期的独特文物,曾经轰动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其用铜鼓套头的特殊葬式,无论是葬式还是其族属问题,至今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巨大谜团.本文从彝族古代文献中关于葬式的有关记录来作一个考释,认为这是彝族古代酋长兼布摩的彝人首领的一种葬式.     

《木氏宦谱》所载木氏土司联姻分析

土司制度在丽江地区设立之后,木氏土司政治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为了稳定既有的权力格局,巩固与发展在当地的统治,木氏土司以联姻的方式与周围的土司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这不仅调节了联姻土司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还巩固了其在滇西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增强了与中央王朝政治博弈的资本。     

明代滇东北彝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明代中央王朝利用滇东北彝族土司到中央朝贡之机与土司交往,中央王朝给予土司丰厚的物质回赐以拉笼关系,这是友好关系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央王朝与滇东北彝族土司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不断进行势力的博弈,滇东北彝族土司势力坐大,挑衅中央王朝,其叛乱最终以武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