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传媒发展的现实意义

【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与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存在契合点,其中提到的商业化、标准化、程式化等核心问题都是当代大众传媒遇到的问题,并对其发展造成了诸如公信力下降、竞争加剧、娱乐性增强等方面的影响。文化艺术性的逐渐丧失、文化底蕴的日趋干涸、受众的盲目接收是学者批判文化工业的重点,如何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大众传媒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众传媒如何规避文化工业带来的弊端,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文化工业下的新闻娱乐之舞

我国新闻媒体走向市场后,在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介文化已经初显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特征:商品化、齐一化、平面化,文化工业的兴起催生了娱乐风潮的愈演愈烈,是当前文化工业的典型产品。“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     

中西“文化工业”之发展路径研究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法兰克福学派。1947年,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专门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整章篇幅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他们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视角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对文化工业进行了全面否定。     

“文化工业”理论中的大众传播解读

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批判成果,但是人们常常误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只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成员精英情结的表现和对大众传播的恐慌,他们所持是一种纯粹捍卫精英文化的立场。然而,本文认为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深刻发现文化工业利用技术（如大众传播媒介）欺骗了大众。因此,结合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的背景,文章对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的大众传播进行分析,从而具体解析文化工业理论中的大众传播,为当下的传播时代提供理论工具。     

理性的批判与存在的美学: 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

就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的批判而言,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持有一致的立场.但由于各自方法论的差异,又使他们的理论显现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分析,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收获他们各自理论的解释效力和文化价值.     

文化工业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

本文通过对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曾出现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态.在对阿多诺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问中,发现文化工业理论根源于理论家对德国法西斯社会的思考,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传播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境遇对话录

自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批判理论以来,批判理论作为一种与经验学派相对立的理论类型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很大,并在不同国家生根发芽,并形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种流派和研究取向,促进了人们对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化反思。而这个对话则考察传媒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并思考传媒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重回"批判":浅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异同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思想方法和组织管理层面确立了该学派的成员、发展乃至最后的末路.作为学派的灵魂人物,霍阿二人既有很多相似,也有互补之处,即便在"批判理论"的内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的挽歌声中,笔者依然发现,这二人迥异的方法和诉求.故本文从二人的生平交集入手,主要阐释他们作为整体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作为个体的思想特点及二者异同.     

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结构复杂性——以电影工业、电视大众文化为例

我国的“文化工业”现状是处于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二律背反的复杂语境之中的,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除了依照商业准则,成为一种类似西方模式的“文化工业”外,还不能忘却今日中国文化独特的人文主体性、启蒙性与社会历史深度.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幽深复杂的,本文主要解读该学派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歧义以及这一批判理论的结构复杂性,以期为我们理解“文化工业”现象提供更确切的知识佐证.     

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三题

本文搜集整理已有文献,清晰地界定了三个基本概念:批判、批判理论和传播批判理论.     

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札记之一

本文就西方传媒批判理论中 ,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研究”学派作了系统的研究 ,对“文化研究”学派代表性人物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广告意识形态分析

意识形态分析是传播批判学派中的重要一支力量。在广告传播理论的批判研究领域,一直缺少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构想和研究方法,而意识形态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研究现代广告的视角,同时也为广告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演变脉络

在西方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媒介批评理论中,意识形态理论以其强烈的批判性又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过去两个世纪内,在西方的媒介及其文化批判领域,随着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的不同阐释,先后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全球主义以及后现代学派等四种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形态.     

新媒介与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之视角

基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背景,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曾对大众文化做过深入的探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其媒介本身特性、传播方式、传播过程都迥异于传统大众媒介,那么数字媒介对大众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忠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立场,以探在新媒介时代下的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回归文化特质后的新生,还是一种比传统大众媒介时代下的大众文化更为愈演愈烈的非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

早在1942年法兰克福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就讨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大众文化是指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众传媒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盈利目的,使得普通大众能够获得日常感性的一种文化产品。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西方发达国家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实施文化产业化,并制定各种政策和中长期规划对产业进行引导和协调.     

批判研究:广告文化传播的另类解读

广告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操作层面的广告活动 ,而是作为泛文本的广告文化 ,权力和主体性是广告文化批判最主要的两个批判范畴。广告文化批判的目的是在全面深入地认识广告文化现实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广告与社会、广告与人之间的关系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广告文化生态环境。广告文化批判研究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一是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大众文化理论中“自然化”命题涵义的流变

“自然化”现象确实存在于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西方学界对于“自然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研究大众传播、大众文化问题有诸多启发性的意见。本文就对此投入研究和分析,涉及：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野蛮风格;罗兰·巴特的“人性化”;布尔迪厄的“简单化”等。     

批判取向的中国消费文化研究之主要误区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消费文化时深受西方批判性研究体系的影响,也主要采取批判取向,体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与中国的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和脱节,如果直接挪用西方学者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而忽视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往往会陷入“水土不服”的误区。只有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化,了解其不同阶段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逻辑线索,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消费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