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的删、增、移与其文字之误等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文选》之“删““增““移“与其文字之误等,均与其成书是否仓促毫无关系.前三者,乃编撰者基于“文“的角度考虑所致.文字方面之误,除崇贤“制造“出来的少数外,多半或是作者的问题,或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选》的编者(或所选迻录者)在迻录过程中虽难免无失,然比较而言,其工作显然是非常认真的.题《招隐士》的作者为刘安,在“许可的范围“内;某些诗作在子类归属上存在的问题,与成书仓促扯不上边.     

一点补充意见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2期刊登的《哪种解法正确?》的答读者向,对于朱联芳同志提出的第九册数学36面第2题的两种解法作了答复。这个答复是正确的,指出了两种解法,一正一误。但我认为这个答复没有回答读者的“哪一种适合编者之意及其训练要求”的问题,似有补充之必要。     

网误

编者推荐：标题中的“误”语义双关,行文借助“红外套”从“误会”之“误”过渡到“误人”之“误”。“有一位女生迷恋上网”一事,将事件向面上拓展；“无论我怎样解释,姑妈都不相信”一语,将文义向纵深开掘。     

谈“忆江南”在《荷塘月色》中的地位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先生继荷塘美景的描写之后,又专门有一段对江南采莲习俗的描绘(是为“忆江南”)。这段文字一直以来都不为选编者和欣赏者所看重,甚至部分段落都被中学教材拒之门外而视为可有可无。这其实是践踏了经典,轻谩了作者。笔者认为,“忆江南”段落,绝非可有可无,也不是作者随意为之,它存在于这篇精美的散文中,应是作者之苦心孤诣,无论是从结构意义,从美学价值还是从作者的思想层面上分析,都十分重要。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问题再探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参考文献著录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是编者和作者共同的目标。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了规范化的著录方法,但在具体执行标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明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为作者和编者提供参考,以便提高学术论著和出版物的质量及水平。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文字释读订误举隅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释文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误释形近字,包括未明典故而误释、未明普通词语而误释、未审语法而误释;二是误释异体字,包括未识构件讹混规律而误释、误套构件讹混规律而误释、未解类化字规律而误释;三是不辨同形字。从表层看,这些问题是文字问题;从深层看,既有文字问题,也有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文本“隐秘资源”的开采和利用

语文教材作为传承文字、文化和文明的权威载体,其中的每一篇课文、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语,无不凝结着作者全部的情感与生命,无不倾注着编者满腔的心血与智慧。     

别让“别字”误了你

<正>读书看报,时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别字。这些别字的出现,或许于作者是无心的,于编者是无意的,但是于读者却是有碍的。有的别字显而易见,可以纠正;有的别字藏而不露,误人匪浅。为此,笔者不妨列举几个亲眼所见的比较隐蔽的别字,以提醒作者、编者和广大读者注意:别让"别字"误了你。有一类诗,刚接触时感到质木无文,平淡无奇,反复涵咏,却发现它自有一种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罗隐的《血》就是这样的作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     

这段文字不该删

高语第二册（必修）《谭嗣同》一文在“君既系狱”之后 ,编者删掉了这样一段文字 :“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止思张剑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东海也。”笔者以为 ,这段文字删得毫无道理 ,且有碎珠焚玉之嫌 ,实足可惜。首先 ,这段文字特别是其中的诗句 ,能很好地表现谭嗣同在情势危殆之时系念同人、关爱同志的崇高美德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与选文的中心十分契合。要知道 ,此时的谭嗣同已身陷囹圄 ,且自知凶多吉少 ,但他丝毫也没有顾影自怜的伤感 ,他首先想到的是逃往日本的康有为的安危 ,“…     

关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

日前读到刘瑞明同志评论拙著的大文《<敦煌变文选注>评析》(注),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我感兴趣的。我因为出访在即,来不及全面讨论,所以只就《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一段唱词的校释问题略陈已意。这是因为,在这一段不太长的唱词中,刘同志指出拙著“失校”和“误校”之处达27条之多,因此讨论这一段唱词,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内集中研究较多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对这一段唱词的校释具有某种代表性.可以由此进而一般性地讨论对于敦煌文献所应采取的态度问题——我认为这是比讨论某一部著作本身的得失更有意义的。     

唐《□士华墓志》录文辑校考辨——兼论碑刻文献辑校方法

唐代碑刻文字众体兼具,讹俗满目,给文字释读带来很大困难。唐《□士华墓志》兼杂篆、隶、楷多种字体,个别文字形变怪异,加之各家所据拓片完整和清晰程度不一,其录文质量参差不齐,文字缺误问题较严重。依据精善拓本,辑合校勘并补正已有录文中的文字缺误凡16例。提高碑刻文字释读准确度的方法大致有五:注意利用不同版本的拓片;注意区分同形字;注意利用碑志文字讹混通例;注意考证人物典制;注意利用碑志行文体例。     

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在写作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还应注意培养、发展学生的审美意识。这是写作教学的任务之一。我在指导写作训练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引导学生体物写真这里所说的“真”,是指写景状物之真,反映社会生活之真,抒写形感之真。当前一些学生习作的最大弊病是失真,多有生编硬造之作。我注意引导学生写真实,引导他们热爱生活,去发掘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事物。要做到写真,就要做到体物,就是对事物,对生活作精细的观察和体验。我以丰子恺的散文《杨柳》为例,说明作者抓住杨柳与众不同的特     

高中第五册 山地回忆

教材的编者和一些同志认为《山地回忆》是散文,而语文《教学参考书》的编者和另一些同志(也包括作者孙犁同志在内)则认为《山地回忆》是短篇小说,还有人认为《山地回忆》介乎二者之间,甚至有人一时把它称为小说。一时又把它叫做散文。而冯起德同志在《<山地回忆>教学问答》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更有意思。他说:     

读者来信

编者同志: 近期我在学习南开中学田家骅老师的《快速作文法及实例》一书,对所教高中学生进行训练。春节前收到订阅的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语文教学与研究》,发现其中某作者《作文的快速构思》全系介绍田家骅老师的观点和作法,除了砍掉田文《荷塘月色》的图例另举高五册《呆气》为例以外,大部分阐述文字沿用或化用了田文的语句。     

景宜作《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读后

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读到了景宜同志发表在《民族文学》(1983年10月号)上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以下简称《红指甲》),我即刻震惊了,为作者那娴熟的文字,为作者那酸楚的叙事,为作者成功塑造出来的人物,也为那一支日夜不息的……女人之歌！以后,我又找到了她的《骑鱼的女人》,这是一篇《红指甲》的前奏,一个同一主题的呻吟、呼唤,我终于不能自已,想信手写下一点思考,一点感想……     

我对邬声鹏同志的意见的答复

在“湖南教育”二月号的“读者·作者·编者”栏内,我看到了邬声鹏同志对我写的那篇文章——“我们的班在转变中”的意见,我以能得到了远方朋友的帮助而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我想就邬同志的意见来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王枚初和刘道全的和好与“将相和”这课书的教学是分不开的。因为以前王、刘两同学的不团结现象是严重的,你见不得我,     

《中国古代寓言选》序言

陈蒲清等四同志以其合编的《中国古代寓言选》见示,说是敬爱的文艺界老前辈茅盾同志已经为他们题了书签,希望我审校一遍,并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以忝居一日之长,不获辞亦不宜辞,因穷数月之课余时间,校读了这部书稿。 编者从一百多部古籍中,选出寓言故事近六百则,蔚成一部五十余万字的鸿巨之裁,实足以概寓言故事之精髓,撷讽刺文学之英华。至其借古人之针砭,医社会之痼疾,匡俗纠谬,振聋启聩,在亿万人民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尤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有功于排除“四化”建设的思想障碍,有功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将是无可置疑的。     

《汉语大词典》古代韵文类例证指瑕

《汉语大词典》第一版,例证十分丰富,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编校疏误,主要表现为：作者讹舛、题名不确、断句失当、词句倒反、文字讹误、标点欠妥。其中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文字讹误,尤其是形误。在词典修订过程中,应借助数据库和词典内部资源,逐条逐句逐字地核对例证,对其中的硬伤要坚决纠正,对相关异文要善加甄别,要借助诗词格律等知识发现和辨析例证中的错误。     

信手“闲文”注“闲人”《记承天寺夜游》教学手记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作为一篇笔记体小品文,完全是作者在日常的生活中,对于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物事,心有所感而随性记下的文字.它不同于那些刻意雕琢的华彩长卷,更不同于那些你来我往的应酬之作,它是作者与自己心灵的低语,不需要刻意地自我表现,不需要刻意地自我掩藏,敞开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真性情、真品格最真地在笔端流淌.鲁迅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作家的日记或尺牍“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读者能从中“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因此,我在课堂上就着力引导学生于“闲文”之“不注意处”,试图走进苏轼的真实的心灵世界.     

“太行散乐”应为“大行散乐”

贵刊今年第一期发表的《从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壁画浅析元杂剧的演出形式》一文(作者李歆),在谈到著名的明应王殿壁画时说:“画的上方横额书有‘尧都见爱’,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按:太行散乐,误。作者引文转引自《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查此书插图说明作“大行散乐”。笔者始以为这是作者一时笔误或排印之误,后阅全文,复知文中另三处均作“太行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