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史学之方法及其对徽学研究的借鉴价值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时期著名的史学大家之一,陈寅恪的整套史学方法都是值得当今史学界借鉴的,特别是其关于敦煌学、藏学研究之方法,即开拓研究新领域、预于时流、关于史料的对比、甄别的＂释证＂、＂补证＂＂、参证＂之方法以及＂了解之同情＂之法,都是值得徽学研究借鉴的。     

“我是教书匠!”——陈寅恪大师风范

作为20世纪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有关陈寅恪的“治学”成果,海内外学人探讨已多,论述甚详;而对其耕耘教坛,数十年如一日执教高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状况,则研究相对薄弱,专文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现存陈寅恪的来往信函、朋友与学生的回忆等资料入手,围绕教学经历、教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范等内容试作探讨。陈寅恪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1925年归国,次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艰辛的大学执教生涯,至1969年去世。这43年的教学活动,可分为以下…     

陈寅恪论士族文化世家及其意义

陈寅恪多从文化特征讨论中古士族，论述了士族文化世家的家学家风特点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唐代科举制度下的山东旧族等文化世家的特点，充分肯定中古士族文化世家对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特别在中古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陈寅恪有关士族文化世家的论述是从文化本位角度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古史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藏学研究与中国边疆学建设

藏学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有密切的联系。藏学研究不仅是探讨涉藏边疆问题的重要基础,也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还为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扎实的基础,并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与独特的研究视角。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必将促进藏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有助于藏学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学科的历史、现状与前瞻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长线特色专业,自1951年5月首次开设藏语文班到现在,藏学系不仅为国家和藏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在国际藏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民族大学的藏学专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师资队伍的层次和结构有待进一步提高;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需进一步论证和改进;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需进一步明确;本科和研究生的英语、计算机教学需加大力度等。必须建立一套体现藏学学科真正内涵,符合藏学学科现实需求,顺应藏族地区未来发展需求的、成熟的藏学专业主干课程和人才培养体系,力求为中国藏学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从“陈寅恪热”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与国学研究的兴起,意味着中国史学的一系列变化。无论是在看待史学研究的价值、史学思想,还是士学研究的取向、史学方法上,90年代的学人及学风与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推崇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     

陈寅恪论(中)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以“一”为基，百变招式——一材多用的分析评议

<正>【素材人物】陈寅恪自幼外出辗转游学13年,不汲汲以求博士文凭,立志形成自己的学术视野,终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是在“七七事变”后,藏书所剩无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恪仍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北方文化

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家学渊源、治学精神及其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特立独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国学家传、游学海外多年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语言功底,以及“续命河汾”、“吾侪所学关天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既达极深之度”的中华文化情结。他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佛学、边疆文化等方面,独开风气,成就灿烂,彪炳于世,垂范后来     

对花还忆去年人——以序跋作品考察陈寅恪的学术理路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收入《陈寅恪集》的数十篇这类文字进行解读,进而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试图梳理出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寅恪先生“夷齐心结”试解

＂夷齐心结＂是陈寅恪先生用尽后半生心力都未能解开卸下的精神包袱。此一＂心结＂的形成及日趋加重,乃是历史、时代、家世背景与个人遭际等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夷不惠之间＂,是特定时代处世方式选择之自嘲。陈先生的晚年理想,则在于＂桃源＂之寻与＂河汾＂之梦。     

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探析——以《〈秦妇吟〉校笺》为例

“文史互证”是陈寅恪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法领域,都为后学留下了可供继承的宝贵遗产.结合其代表性著作《〈秦妇吟〉校笺》,可对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具体探究.     

王国维与陈寅恪为学之比较

王国维和陈寅恪同为清华三巨头之一,近代以来有名的史学家。他们在学问根底、学术品质、治学范围、中西学之态度、治史方法、治史材料、教学等各方面有相同之处和不尽相同之处,考察他们的为学对我们今天的做学问有很大启示意义。     

陈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学术启示

陈寅恪先生＂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观点,除了含有明显的自谦语意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史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的难度。古史研究要求对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作严格的审查。自学古史应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陈先生的观点在学风浮躁的今天仍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小说类文献的运用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将小说类文献看作可资信实的史料,其思想深受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中,作者援引了约23种小说类作品,并通过"详辨而慎取"的治学方法,对唐代行卷的社会风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审的解读。     

再议《桃花源记旁证》与桃花源之虚实

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着力论证了桃花源的原型,引起不少争议。论者多以桃花源为虚构,不可实求;然而又无法否认桃花源之理想来源于现实。事实上,该文给人的启示是,对桃花源之虚实,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秦妇吟》情韵结构探微

叙事长诗《秦妇吟》自现世之日起，即受研究者瞩目，前代大家王国维，陈寅属等对其文学校勘，本事考证极为详赡，后人对其历史事实，思想意义也颇有研究，但鲜有人注意到此诗的声韵特色，本诗规模宏大，情境变换频繁，韵位转换繁密，且文随情转，情随韵迁，诗人实际上用声韵转换情境变换（叙事）和情感流程（抒情）融为一体。     

四十年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研究综述——研究的分期、学科分布与展望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发轫期、累积期、发展期和繁荣期四个阶段,针对文献学、语言学、军事学、文字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角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简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银雀山汉墓竹简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注重针对各部分内容及不同学科角度研究的平衡性,更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银雀山汉简的文化价值

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对于澄清孙子兵法有关问题有史证价值,在兵书传世本校勘辨伪上有极重要的作用,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提供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古代书籍发展的考证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银雀山汉简对于我国军事史、哲学史、文字学、古简册制度等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