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入北仕周的心态辨析--兼论其"乡关之思”的复杂性

庚信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对庚信入北后的心态及“乡关之思”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庚信性格具有矛盾复杂性，其生平遭际的曲折变化与独特性格相结合，形成他多变的心态与丰富的情感，他在诗中，借用大量典故来寄慨抒怀，“乡关之思”由此产生，“乡关之思”具有哀梁亡、悲民生、叹身世、恋故土等多重涵义。     

由“乡关之思”看庾信入北后创作心态的矛盾

研究庾信的由南入北后矛盾创作心态对于更好理解北朝时期由南入北文人创作心态的多重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作者试从庾信的"乡关之思"着手,辅以对庾信人生轨迹的探求,借以来探明庾信入北后矛盾的创作心态,从而发现其创作风格的变化、影响及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起到的独特意义.     

浅论王褒的文学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

历来学界对于庾信的关注甚多,而对同样“牢笼于一代”的王褒论及较少。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庾信,但他作为琅邪王氏的后代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他在推动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王褒诗文风格在人北前后颇有不同,人北后的作品无不充满了羁旅之恨和乡关之思,呈现出雅健多悲的总体特征。     

庾信的"酒诗"

在历史上,以酒闻名的文人行列里并没有庾信的名字;并且他受到关注主要在于他的诗赋中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浓郁的乡关之思,以及其中所达到的巨大的艺术成就。但通过读庾集不难发现,他的“酒诗”还是为数较多(共15首)的。所谓“酒诗”就是题名里有“酒”字同时写作内容以酒为中心的诗歌。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庾信的“酒诗”探讨他与酒的关系。     

庾信“凌云健笔”成因新论

庾信诗文具有“凌云健笔”的风格已是定论，而论及其成因，历来多集中在他由南入北的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乡关之思”的影响上。这只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非问题的全部答案。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家学渊源和本人个性气质；二是北朝文学对他的影响     

寻找精神家园:庾信在北朝

本文认为南北朝的社会变迁,使庾信进入北朝。他对此产生了极大困惑与矛盾,常常以惊弓之鸟及枯树意象以自比。庾信身在北朝,其心灵却在上下求索,努力寻求其终极归宿。但他的“乡关之思”并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精神上的欲求,是为他疲惫的心灵寻找精神的家园。     

羁旅心态与庾信后期创作之关系

在历史的易代之际,庾信因出使被留而屈仕于北朝。但庾信并没有随遇而安。反而深深地陷入了精神与物质、仕与隐的极大内心冲突中。“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哀江南赋并序》)深沉的故囤之思不绝如缕地回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庾信诗作的羁旅心态的大量表露,为我们窥见他后期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因此,本文拟就“羁旅心态”对庾信后期创作所发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庾信自卑心态探源

作为集六朝之大成的文人庾信，他的很多作品流露出浓厚的自卑心态。究其原因，主要是侯景之乱、“望敌先奔”，入仕北朝、忠孝难全，壮志未酬、其心老矣，知己难觅、无以为报，悲剧性格等等。     

对王褒“薄旧国，重乡关”的新辨

王褒是与庾信入北时间大体一致,且才名相当的诗人,却摆脱不了“荷恩眄、忘羁旅”后世评论的窠臼。现代评论者虽对此评价有所驳难,但拘于入北官制、生活状况之局部,起色甚微。本文试图就王褒之家族、其本人南北不同际遇、及作品分析等方面着手,勾勒其南北生活的真实,指出“荷恩眄、忘羁旅”对其人品价值评定有失公允,借此对其作品呈现重“乡关之思”而薄“念旧国”的情结的由来作出解释。     

浅析庾信《哀江南赋》的思想意蕴

<正>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庾信早慧,聪敏绝伦,早年长于宫体赋,诗风丽逸,与徐陵诗风相近,被世人称为"徐庾体"。但后来庾信因故留居江北,故国沦丧和人世变迁,使他的文风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主要为《哀江南赋》,此赋主要抒发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文情并茂,华实相扶,道尽身仕敌国之怨愤。杜甫道:"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论道:"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     

对庚信“失节”的分析及其评价

庾信屈仕敌国几十年 ,这促成了他的文学成就 ,使其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而真切的乡关之思被认为是自文之辞。但事实上 ,庾信的失节是被迫的 ,是在各种客观因素下不得已的选择 ,他在作品中鞭挞自己 ,解剖自己 ,在对自己、人民、国家苦难的陈述中 ,在愤慨与感触的抒写中体现了人格锻炼的自觉 ,树立了一种道德风范。     

庾信对《左传》的文学接受动机探析

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诗人,庾信对于《左传》的文学接受绝非出于偶然.在特殊的文学环境影响下,庾信精熟于《左传》的文化背景,使得其以史笔入诗文,将自己的乡关之思融入了具体文学创作中.在诗人与侍臣双重人格的文化心理影响下,庾信对《左传》典故的运用,有着个人鲜明的文化意识.此外,使事用典的文学风气,也是庾信主动接受《左传》的动机之一.只不过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用典更富现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试析徐陵为何没能成为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

徐陵和庾信都是南朝重要的宫体诗人,他们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徐陵最终没有成为庾信那样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重南朝、轻北朝的诗学观;有家不得归的游子情怀与无家可归的乡关之思;北齐与北周文化政策不同;南返后的诸种原因.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体”辨析

关于“庾信体”的内涵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庾信体”是指庾信在北朝时所作的部分轻靡艳丽之作。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庾信入北后的全部创作,特别是那些“老更成”的作品。“庾信体”历代不乏拟作者．所拟多为庾信轻艳的宫体诗歌。结合后人的拟作来考察,“庾信体”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他在南朝和北朝两个时期创作的宫体诗歌,从风格上...     

新野庾氏与颍川庾氏关系考——以对庾信《哀江南赋》之“我之掌庾承周”的考察为中心

《哀江南赋》是庾信倾诉其“思念乡关”情感的代表作品，其中“我之掌庾承周”一句为考察新野庾氏与颖川庾氏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此语表面上似乎是向北周归顺、阿谀，对故乡人进行解释，但其真实意图却是要与颖川庾氏划一条界线，既有一种对新野庾氏的自豪，对祖先的自豪，又表达了耻于“贰臣”的复杂情感。     

《拟连珠》的史家意识及悲情美

庾信的《拟连珠》与他的《哀江南赋》一样都体现了他的史家意识。它不仅真实地展现了梁朝的兴衰,而且反映了庾信对“史”的认识,在史学价值上与后文互为表里。文中的悲情内涵丰富,具有真诚率直、阳刚阴柔之关。     

从苏轼寓惠期间的书信看其寓惠心态

苏轼贬惠两年又七个月。在这“蛮貊之邦”, 他除了创作大量的诗文外, 也留下了许多书信。这些书信反映了他当时“惶恐忧戚、小心谨慎又‘无往而不乐’”、“有思又无所思”的矛盾心态, 是研究其寓惠心态及情感的重要资料。     

从《竹杖赋》解读庾信入北后对仕途的看法

《竹杖赋》是南北朝名作家庾信入北后的借物咏怀之作。全以“楚丘先生见桓温”始，通篇表达了“楚丘先生”对“赐杖”的强烈反应。这实际代表着自比为“楚丘先生”的庾信与隐喻为“桓宣武”的魏、周政权的一次正面交涉。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此赋对说明庾信入北后的仕隐观，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证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人对此赋寓意的推测往往莫衷一是，竟然形成了“辞官之作”和“求官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认定魏、周逼迫庾信仕敌，过分关注庾信的“哀思”，继而推理出庾信由“哀，，到“恨”，不情愿步入北周仕途的心态，得出此篇亦为哀思之作；后认为庾信入北后因为对自身的高度自负与现实有强烈的反差，借章表达求官之意。     

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征及内蕴

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哀江南赋>有"赋史"之称,传诵千古,影响深远.后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现有三:(1)对<哀江南赋>的笺注,考据其文本特性,释名章义,发掘内在精神意旨,寄托哀思;(2)对<哀江南赋>的仿作,拟写"乡关之思"、"故土之悲";(3)对<衰江南赋>的批评,联系庾信变节失义行为,褒贬<哀江南赋>,表达自身对"家国沉沦"的悲哀,或从"文本形式"出发论析<哀江南赋>,好骈俪文者,以之为赋中范文,恶骈俪文者,抨击其形武靡丽,华而不实,有碍于文人主体情性的自然书写.     

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阶段、特点与意义

海德格尔一生的“物性”之思有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50年代,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与论文集》这三部著作中。三个阶段的“物性”之思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从目的看,他不是为了探究“物”的实体属性,而是通过对“物”之存在的揭示,以通达“真理现象”;从对象看,他选择的分析实例不是“现成事物”,而是“上手事物”;从层面看,他不是从“存在者层面”,而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思索物性;从重心看,他不是从“材料来源”角度,而是从“使用功能”角度思索物性;从方法看,他摒弃具有强制性的科学方法,而主要采用“顺适于物”的现象学方法来思索物性;从成果看,他是从“真理”这一高点来界定物性的。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差异性在于：“物性”的内涵不同;追问“物性”的视角不同。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具有重要的哲学、美学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