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

王绩是唐初诗坛别具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既与以学南为时尚的虞世南、许敬宗等宫廷诗人异趣,又与魏徵、王珪等贞观史臣有别。他的诗境界高古,风骨凛然,对初唐四杰陈子昂、张九龄等初盛唐诗人的诗文革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绩诗歌艺术的近源是卢思道、薛道衡等由齐入周、再由周入隋的山东诗人,其文化精神的近源则是当时隶属于山东文化体系中的河汾文化。只有认识到王绩诗歌艺术的这一近源,才能解释王绩诗歌相对于南北朝诗歌传统所呈现出来的新变特征的艺术机制与文化内涵。     

唐代诗歌与长安城建筑文化--以"北阙-南山"的意象解读为中心

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拥有多重象征意义。其中“北阙”蕴涵着双重建筑语言 ,这与隋唐长安城、关中地区拱卫向心的建筑布局有关。“南山”的“天阙”角色蕴涵使长安城的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向无限的自然时空延伸。隋唐长安城的拱卫向心建筑布局 ,将唐朝的广袤国土凝聚在人格化建筑构型当中 ,寄寓着严肃深刻的皇权象征主题 ,赋予初盛唐诗歌雄浑博大、雍容深沉的美学品格     

文化学与诗歌研究的成功尝试——读《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

唐诗研究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兴趣甚浓。这不仅是因为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还因为这个三教并重的时代,儒道佛三大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因此,谈到盛唐诗歌,总能给人诸多的话题,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多的思索。然而,在唐诗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除了诸多研究总论、作家专论以及现象别论之外,却一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道佛三大文化精神与盛唐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的论著,近读傅绍良先生的《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一书(1999…     

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任侠风气所包含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通过其任侠、咏侠活动,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任侠精神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或任侠精神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表现出初盛唐任侠风气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并由此带来了唐人咏侠诗潮的高涨和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嵇康的文化人格在其诗歌意象中的彰显分析

诗歌意象的选择,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和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和感情。嵇康是中国文化长河中充满魅力的文人之一,他的诗歌“旷达高亮,峻切清远”,他的人格魅力也是为后人不断感慨赞颂的。他的诗歌意象是其诗歌魅力与人格魅力的完美结合,如果把嵇康诗歌中那些情态生动、仪态多变的意象进行整合或连缀,便足以向人们重现嵇康当年的玄远气度和名士风采。     

论王维诗歌的山意象与水意象

王维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本文试图从王维的具体作品入手,对他诗歌中山意象水意象的艺术表现形态进行了精当的归纳与分析,对王雏诗歌山水意象的生成原由和审美品格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发。进而指出王维创造山水意象伴随着强烈的生命律动,这与诗人以澄明清澈的心灵观照大自然、感悟大自然紧密相关。     

初盛唐诗歌新笺

文章着眼于文献学的角度,对初盛唐诗人如王勃、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的有关诗歌,或系年,或笺释,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前哲时贤的看法与意见,有利于对唐诗的全面认识与把握.     

王维与杜甫的异同——兼论中国诗学的两种范式

王维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浮沉变迁的过程。对“神韵”这个古典诗歌批评术语重新阐释,比较王维与杜甫的诗歌风貌、题材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揭示出两位诗人的异同．及其在盛唐以后中国诗史上的典范意义。     

中西诗歌的审美差异

中西诗歌,由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审美角度上的不同,侧重点不一样,表现着不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充分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     

天下文宗名高希代——唐代宗期待视野中的王维诗歌

王维被唐代宗誉为"天下文宗"。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其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论唐诗的声音艺术形象

唐代诗歌应用色、声、形的技巧创造了无数的美诗。这是唐代诗歌艺术繁荣所引发的,也是当时审美意识的产物。唐代诗歌的声音形象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试论唐诗学建构的主流与非主流——以李白接受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因素为例

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除了诗学本身外,其他文化诸种因素也应一并考虑,它们与诗学本身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影响唐诗学建构和发展的非主流因素,有如唐代诗人传奇故事的流传、与唐诗相关的戏曲小说的演绎、艺术作品传播与唐代诗歌接受中的再塑造、唐诗与文人生活需求的变化等等,它们在唐诗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唐诗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动力。例如李白的身世、传说等非主流因素在其接受史中有着重要作用,并且又与主流因素纠缠一起,互为促进。     

唐诗之"反七律体"

反七律体是歌行的特殊类别,是贯穿了唐诗发展史、为唐代著名诗人所青睐的一种亚诗体。从题目看,"反七律体"仍体现了七言歌行自由抒写的特征,但其形式是七言八句而"非格律化"。它与格律严整的七律情趣迥异,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用"仄韵"和"反对仗"。     

明初选家之唐诗观及其渊源论略——以高棅《唐诗品汇》对元和诗人之选评为中心

基于崇盛唐而薄中晚的唐诗观,高棅对元和诗人总的评价不高。然就各人各体而论,元和十大诗人之品级又颇有差异。其中柳宗元五言古诗最受重视,其次为刘禹锡、韩愈、张籍、王建的五七古和绝句;至于孟郊、白居易、贾岛、李贺、元稹诸人之作,则较难入其法眼。探源溯流,高棅此种态度及其选诗标准深受元人杨士弘《唐音》之影响,而南宋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则是杨、高二人元和诗观乃至唐诗观的总源头。高棅在杨士弘之后,将严羽的相关诗论在《唐诗品汇》这一大型选本的选诗实践中予以进一步落实和张扬,遂对整个明代的诗学趋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女冠诗人现象略论

在唐代女性文化圈内 ,女冠诗人占擅一代诗坛风骚的现象 ,构成了唐代文化的一个奇特景观。唐代女冠诗人现象的产生 ,与唐代推崇道教的社会风尚和开放兼容的文化背景有关。与其他朝代的才女相比 ,唐代女冠诗人集女冠、名媛、诗人于一身 ,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征。     

道教与唐代道蕴诗的审美范式

隋唐之际,道教日益兴盛发展,对唐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方式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唐人将道教某些理念演化为诗歌创作指导思想,把道教修炼的某些方式引进诗歌创作,因此唐诗中常常深蕴着浓浓的道教意味。诗人们普遍受道教影响,其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审美经验往往趋同,从而形成唐代道蕴诗的审美范式,并表现在惆怅美、静穆美、傲岸美、感伤美等层面。     

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

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奠立了理论基础。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看,唐诗经典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多元化历史过程。中唐的元和时期是中国诗史上的重要时期,既导致了唐诗的大变,又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且形成了明确的、自觉的流派意识。对元和诗歌的接受学研究,可以整个元和诗人群为对象,按中晚唐、两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诸时期为线索,考察其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情形,揭示传播接受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