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诗力说》初探

尽管在鲁迅先生的全部创作中,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这样说不但因为他留给我们的六十一题,七十六首诗作均是心血凝成的绝唱,足可代表他全部创作的精神实质,还因为多达十六部的杂文集中所收录的近百万字杂文,不啻是诗和政论的结合.如果对鲁迅本人诗的气质缺乏正确把握,就很难说明这些杂文除了具有非凡的理论说服力外,还具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是深知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是一直关怀中国诗歌的命运及其发展前途的.     

《摩罗诗力说》之诗力论

《摩罗诗力说》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诗力，它源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真性实感，对民族民生的责任感，它在诗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激情、一种感人的热力，一种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追求、它能夺人魂魄、涵养人之精神，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鲁迅先生从诗的功用及怎样发挥诗之用强调了诗力，而最能显现诗力的当属摩罗诗。     

辉煌的起点——论《摩罗诗力说》

一 如果我们把鲁迅自家乡赴南京求学所开始的诗文写作视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发韧,那么,日本留学期中以刊印《域外小说集》为肇端的文学实践则是他早期文学活动的鼎盛。这是他真正从文的开始。其开端本身就是一首辉煌的好诗!洋洋两万余言的《摩罗诗力说》异峰耸起,成为鼎盛期的一个突出存在。这是青年爱国者鲁迅向苦难的故国、愚弱的国民献出的第一部诗论,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理论的第一座丰碑。在这篇长文中,鲁迅高度评价了欧洲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第一次把他们较为详尽地介绍给中国人民。以此为基点,鲁迅从一个新的高度对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诗教以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他自己革命的文学主张。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不同凡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熠熠闪光。这是一个光辉的起     

别求新声于异邦——论《摩罗诗力说》

鲁迅把“摩罗”诗派的歌声作为先觉之声引进国门 ,在《摩罗诗力说》中主要从四个方面 :反抗挑战之声、爱国复仇之声、个性解放之声、真理希望之声 ,张扬了“摩罗”诗派的“新声”     

名非常名：《摩罗诗力说》名称英译及摩罗名下的人与诗

本文从鲁迅早年文章《摩罗诗力说》的题目英译入手,探讨“摩罗诗人”的本质,提出“摩罗诗人”是“贵族反叛者”的代表,其建设性与破坏性、进步性与落后性共存,而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是从“摩罗诗人”逐渐走向“平民革命者”的历程。本文认为,鲁迅所谓的“摩罗诗”类似于控诉社会积习流弊,召唤改革、革命的《耶利米哀歌》,而作于清末的《摩罗诗力说》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鲁迅的《耶利米哀歌》。     

《摩罗诗力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鲁迅和王国维代表着古典批评的终结和科学意义上的近代批评的开端。他们都批判继承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而又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了西方文论的营养,在谋求中国文论的新的出路中,在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都发挥了渡桥的作用,把中国文学批评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鲁迅在新的建树方面超过了王国维。鲁迅站在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把西方文化、文学的“新声”引进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给中国文学批评史注进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他在这方面的业绩集中体现在留学日本期间所写的一系列科学、文学论文——特别是《摩罗诗力说》(载《河南》杂志1908年第二、三号)一文里。     

从《摩罗诗力说》到《老庄》、《出关》、《起死》

鲁迅在其创作生涯中与老庄学说有不解之缘,其观点散见于一系列文章中,从最初的《摩罗诗力说》,到20世纪20年代的《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再到1935年创作的《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与《起死》,几乎贯穿了鲁迅文艺活动的始终.肯定积极进取、努力改造社会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这正合于鲁迅一生力主战斗、顽强抗争的精神.     

从《摩罗诗力说》看鲁迅与中国古代美学的渊源关系

鲁迅,不啻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美学家。诚然,鲁迅在文学艺术战线上的主要业绩,是他创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杂文,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美术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对于革命文学、美术活动的热情提倡和精心培育。但是,为了富有成效地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进行开拓,鲁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时思考前进道路的同时,在美学上也潜心地作着探索。早在留学东京时期,鲁迅就大量披览美学书籍,表现出对于美学问题的浓厚兴趣。二、三十年代,鲁迅校订了瓦勒夫松的     

宗教作为思想启蒙的发生与资源——以《摩罗诗力说》为中心

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鲁迅早年文章,既是他启蒙思想的发端,也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摩罗诗力说》呈现出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以"摩罗"精神抵抗统治者的权威,以"反抗之音"挑战"不撄人心",这些宗教内容同时构成了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也是其"立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还与启蒙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敞露出鲁迅早期思想的紧张和矛盾。     

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摩罗诗力说》看雪莱对鲁迅的影响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也是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本文拟从该作品介绍的浪漫派诗人雪莱入手,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考察鲁迅对雪莱的接受,并认为"误读"之本意在于启蒙,呼唤中国的"摩罗诗人".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文化启蒙的工具论和主体论——论《摩罗诗力说》对文化启蒙理论的建构

本文通过对《摩罗诗力说》内在逻辑结构的分析 ,认为 :它是一篇对文化启蒙理论进行建构的文章。这种建构除了涉及文化启蒙的实践性方式外 ,更主要的是对文化启蒙的工具和主体进行建构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日本杂事诗》简论

一百年前,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公开发表了。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出使日本充任参赞期间认真考察日本历史和现状的产物。一八七七年,黄遵宪随同清朝驻日大臣何如璋出使日本,这是我国清王朝第一任驻日使团。在这之前十年(即公元一八六七年),日本各界人士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德川幕府为期二百六十五年的反动统治,以睦仁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一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     

简论敖陶孙《诗评》

敖陶孙（1154—1227）,字器之,号腥庵、腥翁,长乐（今属福建）人。关于敖陶孙的生平,刘克庄所作《腥庵敖先生墓志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敖陶孙“少贫,以学自奋”。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乡荐第一,律赋传海内”。然而省试下第,之后便客居昆山。后入太学,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得中进士。官历通州海门主簿、漳州教授、广东转运司主管文字、平海军节度判官兼南外宗正簿。宝庆元年（1225）,理宗继位,官转奉议郎,归乡奉祠。宝庆三年（1227）卒,年七十四。敖陶孙有《腥翁诗集》,已佚,遗诗见收于《两宋名贤小集》、《江湖小集》、《江湖后集》等。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简论李光地《诗所》对朱熹“淫诗说”的修正

朱熹《诗集传》提出"郑、卫之诗"为"淫诗"的观点,在理学盛行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清初的李光地作为朱子学代表,在学术上显得相对圆通,在基本肯定朱熹"淫诗说"的基础上,并没有全面接受,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巧妙地对其予以了修正。     

船山说《诗》小议

船山说《诗》,博采汉、宋各家之长而避弃其所短,遂能别开生面,成为清初最有影响的一大家。他对许多《诗》篇的解说,往往入情入理,为他家所不及。有时还能鞭辟入里,表现出他在诗歌理论领域内有所突破。当然,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诗》学的束缚,失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在这方面作一次清理,是船山学术思想研究方面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本文先就船山对《周南·芣苡》所作的解说略作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