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论辩俗赋”钩沉

对先秦的论辩类俗赋和与之相近的作品进行了钩稽 ,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社会上争奇斗胜风气的盛行导致了客主论辩俗赋的产生 ,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 ,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赋在先秦的事理意义流变考论——对赋体形成的重新阐释

赋在先秦的不同阶段其事理意义可能不同：在上古用于祭祀：西周及春秋时获得讽谏、申明“志”的事理意义：战国以后在价值序列上落为“述”的地位上,并承继于“诗”的事理意义。赋在先秦经过不同事理意义的流变而逐渐划向文体意义,使我们对赋体的生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与阐释。     

先秦俗赋探微

先秦时期以师旷为代表的矇瞍,以淳于髡为代表的俳优,皆使用韵语讲述古史、故事或笑话,娱乐君主,伺机讽谏,他们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俗赋作品——先秦韵诵俗赋。这些韵诵俗赋被经史诸子吸收,使行文摇曳生姿,趣味横生;而荀子、宋玉则将这些韵诵俗赋衍为长篇,提升其思想内涵,并且题以＂赋＂名,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     

先秦辞赋发微

先秦辞赋并非如前人所述是辞赋的萌芽期。它结合了诗、文的特征走向完善与成熟，并具备了三大类赋体格式：以《赋篇》为代表，已露诗体赋之端倪；以《离骚》、《九章》（《桔颂》除外）为代表的骚，于抒情言志、哀怨讽谏与诗无异，而其句式、结构、韵式等与汉骚体赋一致，因而身兼诗、赋双重特质；而《高唐》、《神女》开散体赋之先河。同时，在此之前，《卜居》、《渔父》、“二招”等作品，初具赋体特征，称之为“准赋”     

“歌”、“诵”、“赋”辨——兼论“赋”的命名

＂不歌而诵谓之赋＂是＂汉赋＂命名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歌＂、＂诵＂、＂赋＂并非同义重复。＂歌＂是对乐歌的表达方式,它具有旋律和曲调;＂诵＂即今所谓朗诵;＂赋＂和＂诵＂的共同特征是＂不歌＂,其区别在于由不同的盲者朗读诗文。源于一种＂不歌＂的诵读方式,正好体现了＂赋＂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先秦寓言的产生

通过对先秦寓言出现之前的几种修辞手法的分析，探讨寓言产生的基础。     

《史记》中保存的一篇先秦俗赋

《史记·龟策列传》所载宋元王与神龟的故事,来源于先秦,用对话体和四言韵语写成,是典型的俗赋体制,是古代巫师占卜时招揽生意、诱导听众的讲诵之词。由于敦煌出土了俗赋,学术界始有"俗赋"之名。但其体制却早见于汉代,近年出土的西汉《神乌赋》即其典型。敦煌《燕子赋》,《韩朋赋》的源头不但可以追溯到西汉,而且可以在先典文献中找到一些情节单元。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问题的思考

“赋”字源于社会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赋体亦是为了满足“赋政”这种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形式。赋政促使了赋体的萌芽、形成与繁兴。赋字、赋政、赋体所具有的朝政实用性、铺陈体物性、宏观包容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赋的类型提供了可能。     

非文学赋概论

赋本是《诗经》的一种创作手法 ,后来演变为文体名 ,因其铺陈的特点而使其本身就含有非文学的因素。在唐以前 ,赋的非文学性功用的发挥还是不自觉的 ,唐以后 ,文人就有意识地作这种赋了 ,或以之为学术 ,或以之为地志 ,或以之为类书 ,或以之作其他功用 ,等等 ,不一而足     

辞与赋

学界历来“辞赋”连称，但实际上“辞”、“赋”虽指同一对象，二者的涵义却大不相同。称其为“辞”主要是从语言特征上讲的，而称其为“赋”则是从吟咏方式上讲的。“辞”、“赋”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辞”乃经人为加工而形成的言曲旨远的文饰之语，而“赋”则是从“辞赋”的“不歌而诵”的特征讲的。     

先秦法家传播思想述论

历来学者对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研究颇多,但对其传播思想鲜有关注.值得重视的是,法家对传播功能、传播内容、传播体制、传播策略等方面的认识颇富创造性,其传播思想与实践对于法治主义的传播与推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廉"的含义由锋利、严峻扩展到俭素、清廉、公正等。为适应中央集权强化的需要，廉政思想中刻廉、刚正的一面逐步被弱化，转而以廉谨、廉洁等道德修养与政治伦理为统治阶层所接受并推行。廉政政治伦理的实现路径可以称之为垂范式履行和推予式渐进。战国后期，法家认识到施行廉政除了要发扬德性，还要不断完善制度设置、严明律法，这是先秦廉政思想建设的重要成果。     

先秦翻译探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不同言语的各族群在交融分合中产生了言语翻译的需要,而最早的翻译记载是在商朝时,到周朝时已设有翻译机构和人员。从翻译人员及翻译活动的不同称呼,可知先秦翻译的艰难。     

先秦时期散文艺术特色鉴赏

我国的古代散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并曾有过几个奇峰突起、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时期是散文创作的一个极其繁荣辉煌的时期:几部历史散文巨著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对于后世的叙事文学、传记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对我国后代散文影响深远。     

批判与建构:先秦法家政治思想解读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虽有其不足,但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积极的建构意识,即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对法律至上的热烈推崇、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忧患和对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等可资当代借鉴的资源。     

从《诗经》看先秦时期的婚时之礼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婚恋现象和婚姻礼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婚礼文化和制度.<诗经>形成的时代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这一"礼"笼罩的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不与礼相关.文章以<诗经>为例,重点论述先秦时期婚礼进行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礼".     

从符号学角度看先秦名家对“名”的变化性的关注

名实关系是整个先秦时期诸子争论的中心问题。对名实相符关系的追求实际上是在名实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因此,"名"的变化性思想是正确理解名实关系的理论前提。先秦名家对名实关系的分析尤为注重分析"名""实"的变化。文章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先秦名家"名"的变化性思想,阐述了先秦名家的"名""实"思想。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

早在原始社会,淮河流域已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及文化交汇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地位独特;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是中央王朝青铜及铜原料等战略物资中转的重要地区,该流域国族的向背直接关乎王朝的安危;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各大流派思想于此滋生并相互激荡,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秦百家纷呈与思维差异创新

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学说蜂起的局面,酿就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自由、教育勃兴、学术繁荣的文化景观。追慕其时学界士人的独立思维与创新治学之风,借鉴古代文明“求异趋同”思维模式的文化资源,自觉倡扬当今时代的思维差异创新,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将大有裨益。     

先秦时期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发展关系探要

在先秦时期中国军事法制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零散走向集中、从不成走向成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国早期的军事伦理思想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法制实践活动所体现的总体精神或指导思想来看，先秦军事法制反映着军事伦理领域从神伦到人伦的思想变迁轨迹；从法律本所体现的法制规范内容来看，先秦军事法制也受到了日趋精致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不断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