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通属性到价值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论“舆论纸币”的当代意义

本文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舆论纸币”的基本内涵,提出作为其表象的“流通属性”与作为其实质的“价值属性”之间存在认知盲点。结合互联网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扩散与反馈过程,提出“舆论纸币”在当下面临着舆论商品化的挑战,从这一视角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当下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

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塑造政府形象,提高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在应急治理领域尤其是在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方面,积累的经验还远远不够,通过基于“事实—价值—情感”模型,提出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三大策略,即：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把握发布时机,完善对话机制;坚持以价值为标准,强化“共同体意识”,完善提升政府公信力机制;坚持以情感为依托,加强共情传播,疏解负面情绪,完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引导机制。     

重塑舆论中心：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运用与创新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要重视媒体融合作用的发挥。作为媒体转型发展的战略,媒体融合对舆论引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会改变网络舆论生态。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围绕传统媒体、新兴主流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舆论引导的新模式。下一步,要在“重塑舆论中心”理念引领下,重视媒体融合的价值塑造,通过技术、渠道、话语创新,构建起属于融合时代的舆论引导格局。     

全媒体时代主流舆论格局构建的现实图景及对策研究

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向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舆论场中风险因素持续增加,主流舆论引导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本研究聚焦全媒体时代主流舆论格局构建,梳理阐释了新形势下我国主流舆论格局发展呈现出的新特征,从媒介技术、媒介文化、媒介制度三个层面切入,剖析了主流舆论格局构建所处传播环境;在此基础上,以前瞻性、系统性、创新性视角提出构建主流舆论格局的对策思路,为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提供路径参考。     

用户评论形式变迁对舆论形成的影响研究

作为平台内容重要组成部分,用户评论目前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影响下,脱离了媒体层面的“信息控制”,发生了个人层面“信息策展”(curation)的隐喻性转变,正在成为普通用户日常媒体内容生产和消费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网络意见的传播效果,是网络意见的“二传手”“放大器”。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往往以“漫灌”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公共领域并塑造公共意见,进而影响舆论的形成与演变。研究认为,在新的媒介技术逻辑下,形成舆论的来源广泛,应当重视用户评论发展走向,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用户评论治理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媒体深度融合创新研究

媒体融合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开创国家和社会治理新局面。本文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审视媒体深度融合,认为深度融合时代的媒体功能在价值偏向、角色重塑、社会连接、目标指向四个方面发生转向,指出媒体融合从议题设置、政策框架、话语体系、治理架构四方面系统发力,赋能治理现代化。系统剖析了新形势下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媒体权威性与信息失序性的博弈,效率增益性与舆论断裂性的隔阂,结构贯通性与单元区隔化的冲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思路的竞合。基于此,提出推动形成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协同共进新发展景观的实现路径：突出价值引领,创新话语体系增强凝聚力;培育跨界思维,有效提升政治传播引领力;强化技术赋能,夯实传播平台矩阵保障力;坚持国际视野,助力深化全球治理影响力。     

热点事件的主流舆论新格局塑造与媒介化治理——以“百家媒体聚力河南公益助农”行动为例

2022年11月,面对河南农民蔬菜滞销舆情,《河南日报》、“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大河报》、新浪微博等联合发起“百家媒体聚力河南公益助农”行动,探索了主流舆论新格局塑造与媒介化治理的新路径。主流媒体重视舆情,提前策划布局,引导舆论传播先机,打破平台数据壁垒,以情感传播重塑社会信任;发挥媒介化治理的社会动员功能,注重沟通互动,拓展媒介化治理的公共决策功能;强调守住民心,通过媒介化治理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助推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演进脉络、核心问题与研究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古代舆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两大源流交汇,并立足于当前媒介技术迭代与社会深刻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传统舆论学在研究对象、传播环境、研究视角、研究视域等层面均面临深刻调试和转向.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研究体系构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舆论研究的八要素(主体、客体、本体、数量、强度、周期、反馈、质量)、舆论研究的四层次(信息—情绪—关系—行为)、研究价值指向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构建.     

智媒时代的舆论概念演进与舆论治理转向

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作为传统舆论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关键话语,在新时代出现了一定的指导局限性。本文认为舆论生态与舆论治理是有效解决当下舆论现象复杂多元的有力视角,并在对传统舆论观只关注单向度的信息维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从信息、情绪、关系、行为四个层次构建大舆论观。大舆论观的提出对舆论治理具有重要的范式转向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中舆论治理的转向。     

“公益集装器”：川观新闻构建平台型生态系统的创新性实践探索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数字化传播手段以及人工智能,持续改变着舆论生态,也给政府公共治理带来多重挑战。主流媒体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既要不断回应技术带来的行业变革,又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川观新闻在深融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深刻感受到以“新闻+服务”为核心生产机制的平台型生态系统在增加用户黏性、打造媒介公信力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上的巨大价值,并持续探索“新闻+公益”的实践路径,为提升新型主流媒体传播效能,积极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提供了一种破题思路。     

我国智媒体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再到智媒体，技术赋能下的媒体形态正处于快速演变发展的阶段，由此带来我国传媒生态格局的转变，释放出更多行业创新效能。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智媒体发展存在新闻价值弱化、“信息茧房”效应明显、数据安全与管理风险攀升等问题，需要政府、平台、媒体和受众共同努力，坚持人本性、协同性原则，寻求新闻伦理与技术伦理的平衡，促使智媒体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完善舆论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只有不断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才能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必须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保障。在我看来,全媒体传播体系必须具备与社会各种资源广泛对接的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和竞争力。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变化及其治理

5G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引领智能传播时代到来,催生了新型的信息传播模式,促使舆论生态发生深刻改变,同时带来了治理的风险和挑战。舆论主体的界限被消解,构成更为多元复杂;舆论本体的碎片化、情绪化趋向加剧,内容愈发真假难辨。舆论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及多重偏差加剧舆论极化,增加了舆论共识形成的难度。由此,应构建新型“道德算法”,加强舆论的有效监管,推进舆论动态化引导,不断提升公众智能媒介素养,实现舆论共识的理性回归和重构。     

智能互联时代舆论治理的价值重构

当前社会热点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论争的频率加大,公众舆论泛政治化、泛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准确分析和把握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舆论现实困境,尤其是对噪音与非理性因素的舆论治理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ChatGPT可以在舆论分析、情感识别、信息过滤、风险预测等方面为政府和企业的舆论治理提供支持。ChatGPT的发展为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将对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实践产生长远的影响。     

网络化新闻业: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

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目标出发，与舆论问题最密切相关的新闻业应被视为建设核心。但目前围绕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阐述较为偏重传播技术和媒体组织，对作为文化实践的新闻则强调不足。本文从侧重研究数字时代多元新闻行动者和行动者关系的“网络化新闻业”理论路径入手，阐释了中国网络化新闻业建设与塑造主流舆论格局之关系，探讨了其为何在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众多内容系统建设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并提出中国网络化新闻业研究可从“主体类型-关系结构-动态机制”这三个层次递进深入的研究路径。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

在移动传播和社交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环境下,国家治理与地方实践需直面舆论场的全新变局、多元力量的话语权博弈、线上线下的价值导向与人心争夺。一旦处于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语境,舆论处置与治理能力更需要接受全方位检阅。提高公共危机事件的研判、发布与处置能力,有效引导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主流媒体参与网络内容治理的行动路径——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为例

网络内容治理呼唤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为主流媒体的作用发挥提供了参与空间。当前网络内容治理以“监管部门—商业平台—网民用户”的纵向结构为主,社会力量相对有限,多元主体的共治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对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主流媒体作为网络内容治理主体之一有其独特的行动路径：以开展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路径揭示问题、以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库运作路径贡献方案、以整合多方观点的公共服务路径凝聚共识。主流媒体在网络内容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在于“连接”,可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原则性接触,从而产生协同治理的共同动机与联合行动,实现治理结构的优化。     

新媒体中的舆论反转现象——以微博为例

当前舆论反转现象是新媒体平台突出的问题之一,对于信息的传播和互联网良好氛围的塑造都十分不利。相对于传统媒体的舆论反转,新媒体中尤其是以微博为载体的新媒体中舆论反转有着不同的特性,同时对于新媒体中的舆论反转现象的研究过于缺少,现通过研究和总结,为治理新媒体中的舆论反转提供意见,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算法安全:伪舆论的隐形机制与风险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公意”和“众意”在大数据的海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算法的指引和侵扰。网络平台通过可见性的控制和智能适配的技术逻辑影响舆论的自然生成,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算法以其隐蔽的技术手段将社会表达的“公意”舆论操纵为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众意”的“伪舆论”。这种伪舆论容易钳制舆论主体的理性表达,挑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撕裂民众的社会共识,冲击社会治理的基座。对算法“伪舆论”的治理既是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家算法安全、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必要工作。     

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问题与破解之道

网络舆论生态随着智能化转型产生剧烈演变,网络舆论场走向分裂、碰撞和隐蔽,舆论生态空间进入动荡不定的状态。本文探讨了舆论对社会的双面影响,从圈层化撕裂舆论共识、主流舆论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素养缺失和规制滞后三方面提出舆论生态存在的问题。网络舆论生态失衡的解决之策,在于预警、引导、培育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治理手段,通过全员共同参与,实现舆论生态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