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技术创新政策选择也不一样，展现出不同的创新特色。本文研究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激励制度、协调制度、企业家制度、专利制度和学习制度等方面研究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通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技术创新政策演变的研究，有针对性地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中国80年代的技术创新政策

本文运用技术创新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了80年代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在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是中国国家创新政策从干预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转向注意干预创新过程的后期阶段,即把研究开发成果转变为在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这一重要的决定性阶段。关于国家创新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减少政府对技术创新直接干预的观点。     

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对比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维度

将计量分析方法引进技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以中国和韩国两国1992—2014年间的544条技术创新政策为研究样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协同与执行为基本维度,从政策为对象提供的收益、政策激励对象活动类型或能力发展类型、政策的宏观目标等方面将技术创新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数据。并对比分析了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差异及其历史演变路径。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执行方面呈现地方化的趋势,但是我国地方执行趋势较为缓慢;韩国技术创新政策逐渐开始关注企业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发展,以及参与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互补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呈现出去财政化的趋势。     

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为中介变量

旨在分析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运用来自广东地区17个市(县)中小企业的整群随机抽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政府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资源投入、组织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1)技术创新政策—企业资源投入—创新绩效;(2)技术创新政策—组织激励—创新绩效。同时指出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在技术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扮演着完全中介的角色。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何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扶持性”政策和“门槛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扶持性”和“门槛性”政策都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就单个政策而言,“门槛性”政策比“扶持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但两种政策的创新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其政策协同比单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更大。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扶持性”政策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等资源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门槛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两类政策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存在企业和地区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类型)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以持续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21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调整动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深入分析技术创新政策调整的动因对于优化创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提高我国创新政策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受全球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规律影响、入世推动政府职能的战略性转变、技术创新政策应与WTO规则相协调、科技全球化迅猛发展以及不同国家创新政策的趋同性影响5个方面探析21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调整的策略与原因,找出发展前行的路径。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调整动因分析

深入分析技术创新政策调整的动因,对于优化创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提高我国创新政策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受全球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规律影响、入世推动政府职能的战略性转变、技术创新政策应与WTO规则相协调、科技全球化迅猛发展、不同国家创新政策的趋同性影响五个方面,探析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调整的策略与原因,找到发展前行的路径。     

巴西技术创新政策演化及启示

巴西是拉美研发规模最大的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根据政策侧重点的不同,巴西技术创新政策前期多侧重研究开发;后期主要重视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回顾巴西技术创新政策,从重视研发向重视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分析了巴西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为转型时期我国制定技术创新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空间计量评估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政策效果进行了科学评估,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在实施初期阶段不仅没有促进技术创新,反而显著地阻碍了创新,但随着中国政府采购政策自主创新激励目标的确定,其政策效果有所改善,但到目前为止其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功能仍十分有限。为此提出了遵守国际规则,建立和完善创新导向型政府采购政策体系;完善制度设计,遏制寻租行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优化政府采购结构,强化创新激励导向等政策启示,以期为未来改进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特征研究

目前,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内涵,我国企业是否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等问题认识并不一致.本文提出,应从制度特征、统计特征、功能特征等角度考察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现状,认为我国企业从制度特征和统计特征的角度考察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从功能特征角度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政策的重点应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励企业充分发挥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中小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基于中国1997—2008年中小企业政策的实证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下的创新政策框架,对1997—2008年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并没有给予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合适的位置,这在组织结构、立法、金融资源、商业创新支持体系和人力资源政策方面都有所体现。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更受到注重创新和知识创造的国家创新体系狭义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追赶使命导向"的技术政策目标导向,共同解释了国家的创新政策供给更偏向支持大型企业,倾向让中小企业面对市场规则,即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游离在国家创新体系之外的这种局面。国家创新体系本身概念的发展和中国技术政策目标的不断调整将使这种局面得以改善。     

设计服务业创新政策的国内外比较及启示

摘要：设计服务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产业。本文对英国、芬兰、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29个国家及地区的设计服务业的政策目标内涵、政策主体构成与政策焦点布局三方面通过归纳总结、具体剖析,并与我国设计服务业的创新政策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提出政策目标的构建要注重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协同发展,政策焦点的布局要符合设计服务业的发展特征,政策实施要基于多主体联合治理的网络体系,以及政策制定应实现具体产业政策与水平政策的延伸相结合的政策借鉴与启示。     

科技评价是否有效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基于政策驱动的视角

当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评价政策引导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作用日益突显。本文通过搜集2006—2018年各省市的科技评价政策文件,在优化科技评价政策量化量表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三个层次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科技评价政策总体上呈现“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政策目标主题向创新人才培育、区域创新扶持与知识产权保护转变,同时,科技评价政策的作用机理呈现“非线性”特征,政策目标的作用方向正由“数量制胜”向“质量取胜”转变。从科技评价政策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关系看,科技评价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但是其直接政策效力明显薄弱;科技评价政策的多重目标导致政策的协同效应不足,同时,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之间的不协调也削弱了政策效力,导致其“指挥棒”作用仍然有限。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影响路径研究

本研究从组织变革层面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有关数字化转型企业样本数据,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个体内在资源和组织外在资源两个层面入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与Bootstrap分析方法,分析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及工作重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上级发展性反馈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还调节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注意挖掘异质性资源,激活个体促进调节焦点、诱发个体工作重塑,并活用上级发展性反馈,从而获取更多创新成果。     

我国“创业创新”系列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基于政策组合效应的视角

以“双创”政策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是围绕特定主题制定和实施的复杂政策体系,本文提出政策组合效应是影响系列政策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009-2018年我国“双创”政策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有效性的政策组合构型可归纳为环境平衡型、供给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且这三种政策组合分别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效果匹配。对于政策组合效应的主要启示包括：（1）政策工具组合通过叠加方式更能提升政策效果;（2）政策区位组合的有效构型差异较大,政策制定要做到差异化供给;（3）政策时序组合方面则体现出政策连续性和政策创新性的不同适用性,需结合不同政策工具和适用地区具体施策。本研究为系列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提供新的思路。     

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

创新科技政策(ITP)是政府为了影响或者控制企业技术创新资源和知识利用及转化的速度、效率、规模,而采用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强调政策决策者应关注创新技术的动态演化和变革。通过对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ITP的比较,探讨了ITP的特点和意义,进一步对创新科技政策三阶段周期进行归纳,总结了各阶段政策目标和支持措施。结合以色列ITP实施案例得出启示,ITP为区域创新政策刺激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集成电路创新政策演化研究

集成电路创新水平对于我国未来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集成电路创新政策则是推动我国集成电路创新能力的指挥棒。本文基于我国在1987—2020年间所出台的123份国家级集成电路的政策文件,利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工具理论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和内容分析,研究得到政策数量不断增加、结构不断完善的演化趋势,其中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以环境面政策为主;发现目标规划政策对政策整体数量和结构有着决定性影响。最后,本文以加强市场管理和加大自主创新两个方面从政策工具角度为我国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政策的设计提供了方向和建议。     

双元创新跃迁与企业失败：社会关系网络的调节作用

   序贯地专注于探索与利用式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二者的跃迁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变革如何影响企业失败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探索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跃迁对企业失败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与已有研究结果不同,利用向探索式创新跃迁负向影响企业失败,而探索向利用式创新跃迁对企业失败无显著影响;（2）当社会关系网络低于一定阈值时,负向调节利用向探索式创新跃迁对企业失败的影响;当社会关系网络高于阈值时,利用向探索式创新跃迁对企业失败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关系网络的调节效应也不复存在;（3）社会关系网络在探索向利用式创新跃迁与企业失败的关系中无调节作用。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环境因素分析

自主创新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中心环节,而国家创新环境是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从市场、政策、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七个主要的环境因素,提出了未来创新政策制定中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     

基于创新政策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评估研究

当前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创新30）的思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迫切需要实证研究对思辨中提出的理念进一步深入探索和实际检验。建立适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引导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优化第三代创新政策的有效举措。本文从创新政策出发,研究创新生态系统评估的思路、方法和指标等问题,建构了包含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可持续创新、开放性三个维度的创新生态系统评估指标体系。选择2007-2016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增长空间较大,同时也佐证了当前的创新政策亟需转型。第二,近年来我国创新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种群结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目前种群之间协同创新仍动力不足。第三,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改善创新投入与产出比例上尚需调整政策,未来应追求更加广泛的系统开放性。第四,创新政策应注重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可持续创新和开放性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避免因过度引导而产生的创新生态系统的畸形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