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背景下梁末北迁士人的思想变迁

梁朝末年,侯景之乱和江陵政权的灭亡,导致了南方不少士人被迫进入北朝,从而在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之下各自有了一个梁末北迁士人群体。处在北朝政权下的这两个群体尽管分属不同政权,却都有着共同的难堪处境,因此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客观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行为和意识两方面: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和汉文化意识的认同,一方面则促进了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拟连珠》的史家意识及悲情美

庾信的《拟连珠》与他的《哀江南赋》一样都体现了他的史家意识。它不仅真实地展现了梁朝的兴衰,而且反映了庾信对“史”的认识,在史学价值上与后文互为表里。文中的悲情内涵丰富,具有真诚率直、阳刚阴柔之关。     

从唐宋诗中看中国士人的仕进意识

在唐宋诗的阅读与教学中,诗人们强烈的仕进意识凸显。文章首先介绍了几首有名的带有仕进意识的诗作,其次分析了那个时代的诗人生活的困窘及其天然弱点,再次明确了不少士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能坚守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品格的,具体分析时,当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具体分析。     

史家主体意识及其与史学繁荣和发展的关系

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 ,正视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是研究史家主体意识的前提。历史认识活动是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来刺激的过程 ,它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是历史认识活动和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     

论北朝社会对入北南朝士人文学的改造

南北朝时，北朝社会独特的政治氛围，地理风物是北方学生成的重要因素，只要进入北朝社会，无论怎样的学都会被改造，南朝入北的士人学就是这样。南朝士人的学只有经过北朝社会的洗礼 才能更臻完善。     

略论明代士人的经典诠释思想

明代士人多采取信仰型的解经路向,他们的经典诠释主张相当繁杂,经典视域各不相同,在同一学派中也无统一的诠释思路和解经策略;但明代士人们对经典文本的现场感有很强的领悟力,这为后来的经典诠释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论南方意识与爱伦·坡的文学创作

国内学术界对于爱伦·坡的文学创作与南方意识以及奴隶制的关系鲜有论及。实际上,爱伦·坡承应南方主流意识形态,与南方拥奴文学的基本思想保持一致。他赞许对奴隶制的美化,拥护并赞美所谓"和谐主奴关系"。其作品通过对奴隶制的隐喻性处理探讨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警告奴隶反抗和秩序失衡的可怕后果,表达了对废奴主义和奴隶革命的恐惧和担忧。爱伦·坡的作品具有南方文人的地域性本色,体现了他的南方意识,也反映了他对奴隶制等政治问题的思考,在南方地方意识渐趋形成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参与并丰富了这一进程。     

略论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动荡纷乱的魏晋时期,士人们不断刷新并完善着理想人格的形态,他们从汉末“崇德尚礼”的道德型理想人格转而崇尚兼具“才性”的政治型理想人格。又在玄学人格思想的影响下,转变为对玄虚疏放、风神潇洒的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然而,真正自觉追求并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人格精神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们。     

在历史的理性和感性之间──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看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

司马迁之所以是我国的历史之父，不仅是由于他开创了纪传体通史文书，更由于他在著述里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史学主体意识。本文以《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为范例，从材料选择、结构安排、写作手法三方面依次揭示了司马迁在其昂扬奔突的史家主体意识的主导下所散发出的由史生情、由情融史的绝代才情，以期让人领略到一个卓越的史家在历史的理性和感性的两难中所走的一条独特道路：既要疑以传疑以成实录，又要焕发才情以成一家之言。     

魏晋士人心态剖析

魏晋士人的心态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是常谈而常新。对于这一问题,普遍认为,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素来也以颠覆传统而著称于世。诚然,相较于前代士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而言,我们很难说魏晋士人是完全承袭了前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此种心态的形成并不是朝夕所致,亦非一两位士人所鲜有,它体现地是一个时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群体性和共通性。     

历代小说著录中的史传意识

中国最早对"小说"这种文体进行研究的是史学家。他们在编撰史志目录时,将小说或列入子部,或收入史部。但无论是子部还是史部,均排斥虚构,要求实录。在实录精神的影响下,从东汉时期编撰的《汉书·艺文志》到清乾嘉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绝大多数目录中的小说著录均体现出浓厚的史传意识。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作用简析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他的史学名著<新史学>,该论著对封建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史学近代化进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同时也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梁启超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思想和实践

梁启超于20世纪初提倡的＂新史学＂,主张通过各种形式将历史知识深入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对史学大众化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梁启超还亲自写了一大批通俗史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清季官吏制度变革原因探析

清季十年官吏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旧的官吏制度不能适应社会需求；20世纪初国内的政治改革气氛以及诸多社会问题又为官吏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外部环境也为改革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作用；中西文化交流又为官吏制度变革提供了一个思想文化前提。     

史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史识 ,应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品格。论文意在对 80年代以来关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的研究作一次全面的省思与梳理 ,并在此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作为一种文学观念 ,“2 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种近、现、当代文学时间形式上的简单整合 ,而是个文化与艺术审美意义上的完整体。这种“整体观”,同时亦应体现在对这百年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与脉络的探赜索隐上。由于受制于各自的历史观 ,80年代以来不少论者关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的研究 ,都难免其缺漏与偏颇。科学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 ,既应看到本民族几千年历史传统的潜在制约与 2 0世纪渐进西学的外来影响 ,同时 ,亦应看到 2 0世纪中国社会具体的历史情境 ,尤其是政权的交替与政体的转型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政治主导作用 ,看到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文学内在规律在这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衍化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 ,纵观 80年代以来的研究 ,理想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 ,或许应是对有关个体化的“整体观”的扬弃与融会贯通。     

论北宋初文臣对齐梁文学的接受——从《文苑英华》对梁代文学的选取态度谈起

梁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由“永明体”向“宫体”文学嬗变的阶段,是诗文律化、骈化、文采相结合的关键时期,而宋初所编《文苑英华》在梁代文学作品的选取中既具有一种兼收并取的态度,同时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是赵宋王朝统治者的文学观念的折射。     

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

论文以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考察线索,检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历史”话语的纠结以及文学史反思的向度。文中暗示,文学史反思的某些困难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学史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也只能来自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局部批判”。     

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和社会遗传性

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遗传性共同作用促进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历史继承性与社会遗传性通过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矛盾运动反映社会存在;通过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矛盾运动传承社会意识;通过人的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和人的社会化过程展现社会意识状态;并通过习育和教育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意识传承。研究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遗传性对民族、国家保持其独立性有基础性作用,关涉到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的文化安全,也是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之源。     

论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促成卢卡奇形成阶级意识理论的最主要因素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克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以及卢卡奇本人思想历程的逻辑发展等.只有将卢卡奇这一理论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才能作出最恰当的评价.     

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科学精神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的变迁过程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而贯穿三个阶段他所予以重视的关键性精神即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学问该如何得到发展,并且忧虑“致用”的主观动机容易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其客观性,因此,梁启超主张学者应避开去问所治的学问是否实用.“为学问而治学问”,这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念》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的严酷现实,他所站到的非政治性立场本身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概论》在政治思想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