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幸福？——代际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代际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探讨了各类人口统计变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不同代际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了代际在不同因素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出生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代”（1950～1966）的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低于“文革一代”（1967～1978）和“改革开放一代”（1979～1989）;各类人口统计变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不同代际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代际调节着年龄、个人收入、健康状况、个人社会阶层、家庭社会阶层、情绪状态和社会公平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资本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计算中国及各省份教育代际流动指数,构建父母—子女教育转换矩阵,分析中国及不同省份教育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并运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家庭资本各维度对全国及各省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子女受教育水平有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女性教育代际流动指数高于男性,表明儿子的教育代际继承性更强,女儿受原生家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对要小,在教育水平提升方面总体上也比儿子的表现更好;(2)父母受教育水平在不同分位发挥的作用不同,在低分位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子代的影响更强,在高分位父亲的影响更强;(3)全国整体教育代际流动水平较高,且处于高流动水平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说明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在逐步缩小;(4)家庭资本各维度中对教育代际流动影响强度最大的是经济资本,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为文化资本、家庭综合地位,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小;(5)教育代际流动水平越高的地区,显著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指数的家庭资本因素越少,显著影响女性教育代际流动指数的家庭资本因素多于男性。基于此,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影响及改变子女成长的家庭资本,保证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促进教育公平。     

基于代际视角的婚姻动因和婚姻质量的特点及关系

婚姻是构筑家庭的基本形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关注人们的婚姻动因和质量评价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和婚姻动因问卷,对某省三座城市的188名生于60、70和80年代的已婚者进行调查,旨在研究代际间婚姻动因和婚姻质量的特点与关系。研究发现:(1)代际、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影响婚姻动因,代际和受教育程度分别影响婚姻动因中自身方面和物质经济因素,性别和代际交互影响婚姻动因中的家庭社会因素;(2)婚姻动因、代际和受教育程度影响婚姻质量,自身方面婚姻动因和受教育程度分别影响婚姻质量总分及夫妻交流等因素,婚姻满意度等婚姻质量因子得分存在代际间差异。     

“读书无用”还是“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及其认知偏差研究

究竟是“读书无用”还是“知识改变命运”,该话题一直受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本文基于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轮CGS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从主观和客观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教育与代际流动及其认知偏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个体对于教育对代际流动影响的认知将产生偏差,即主观上看似“读书无用”,实则“知识改变命运”;(2)主观上,教育会通过激发个体的物质渴求,进而抑制代际向上流动;(3)客观上,教育会通过提升个体的配置能力,进而促进代际向上流动;(4)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即存在群体间的机会不均等。据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构建规则更加透明、机会更加公平的现代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营造积极良好的社会氛围,缓解个体对代际流动认知向下偏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打破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多种壁垒和隐形歧视,切实保障女性和农村流动人口实现公平就业。     

代际支持、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为了探索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剖析养老保险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结论表明,代际支持的婚姻状态、子女数量及照料可及性三个维度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婚姻状态和照料可及性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城乡无差异。此外,养老保险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了应加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升缴费档次和补贴标准,还应加快长期护理险的推广等政策建议。     

赤峰市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影响人类幸福感的因素更是错综复杂,比如城市的发展水平、居住环境、收入状况等等,因此,不同地方的个体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本报告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赤峰市全体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旨在了解赤峰市居民对的幸福程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通过对调查结果的交叉分析、因子分析及对部分影响因素的聚类分析,得出影响赤峰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有职业、收入、家庭、健康、人际关系、业余生活以及社会环境,进一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幸福感偏低人群给出相应的建议.     

教育的再生产:代际传承与变迁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拟合对数线性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对我国的教育代际流动表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教育再生产的模式主要表现为子代对父母中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传承,此外,代际教育程度之间也存在对称性流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之间,教育代际传承效应的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家庭社会资本等因素也在...     

多孩生育政策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子女数量与代际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多生孩子能提高代际流动性,该作用对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的家庭更为明显;此外,家庭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等级不同该作用也存在差异,在中低和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等级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显著,而在低、中高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等级家庭中不再显著。利用代际流动矩阵和指标法进一步分析流动方向和流动质量发现,家庭子女数量越多流动质量越高,子代更易实现向上流动。最后,使用路径分析法探究子女数量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路径,发现子代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网络是正向中介变量,子代的受教育年限和户籍状况是负向中介变量。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并为探索代际流动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接受高等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

社会不同阶层人群接受教育后对其代际流动有不同的影响.社会优势群体主要是为了保存其优势地位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代际传承,而劣势群体则选择通过延长受教育年限期望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以高等教育阶段作为一个观察点,考察两个主要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对其各自代际流动的影响.     

不同代际与性别的员工对关系的理解相同吗?——基于测量等值性检验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等样本量(n=200)抽样降低样本量偏差对嵌套模型比较的干扰,利用多群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CFA)验证SSG量表在性别与代际上的形态等值、单位等值、尺度等值以及潜均值等值。结果表明：SSG量表在性别上具有强等值性,男性群组潜均值高于女性群组;SSG量表在代际上具有强等值性,潜均值不存在明显代际差异。这表明,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上下级关系概念对于不同的性别、年龄段群体具有普适性。     

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在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在总体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前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不同行业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意愿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相关因素对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影Ⅱ向方向还是显著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全体农民工之间均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但第一代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仅受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等个别因素的显著影响。文章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房价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基于主观指标体系的分析

房价的不断上涨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从测评幸福感的主观指标体系的几个方面来分析房价对于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并从政府、消费者、和商业银行三个方面给出相应的建设措施。     

教育政策能促进农村教育代际流动吗?——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 2013年农村家庭数据,考察了我国1986年《义务教育法》与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本文使用转移矩阵方法描述了我国农村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基本情况,发现父代与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从教育代际流动性和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以上两项教育政策对农村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发现义务教育政策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改善农村家庭代与代之间的教育相关性,但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政策建议包括: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缓解贫困家庭与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资金约束等.     

积极/消极情境下高低幸福感中学生的情绪体验差异

采用实验法诱发了中学生的正性、负性情绪,比较了高低幸福感中学生在情绪诱发后情绪体验的差异,探索高低幸福感中学生在不同情境中情绪体验的特点.结果:(1)女生的幸福感高于男生,男生的负性情绪比女生多;(2)高幸福感的中学生比低幸福感的中学生具有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绪;(3)在消极情境下,高幸福感中学生正性情绪减少得更明显,且负性情绪增加得更明显;在积极情境下,高幸福感中学生负性情绪减少得更明显,而两组中学生正性情绪的变化没有明显差异.     

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

乡村教育是乡村内生人才培育的重要手段。乡村教育的代际流动刻画了乡村同一家庭中子代相对于父代受教育程度的流动情况,不仅反映了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水平,还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败。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从教育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索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子代受教育程度与父代受教育程度呈显著正向相关性;义务教育等政策对于乡村子代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但城镇子代更容易获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明显,部分地区存在整体向下流动的风险;乡村女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机会;乡村子代的主观幸福感与阶层认知仍存在困境,教育能起到提升作用。政策启示包括：建立健全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主客观评价机制、多元化实现渠道、一体化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留住心、留住人、吸引人。     

教育扶贫斩断穷根：基于Logistics模型的教育阻断中国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

贫困代际传递是造成贫困恶性循环与长期贫困的内在因素。采用CFPS 2012-2020年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logistic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父子两代教育对农户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20%以上的家庭存有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其中农户家庭子代脱贫难度高于城镇家庭,教育的缺失与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户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而高教育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贫困代际传递。基于此,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方面得有以下启示：(1)精准识别教育贫困人群,加大教育投资与补贴,扶教育之贫。(2)治愚与扶志并行,增加农户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意愿。(3)开展教育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普及全民教育。     

90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为了了解90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揭示90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采用婚姻态度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商洛学院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在校的大一、大二、大三的320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90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在父母感情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校、年级、恋爱经历、生源地、是否独生女和学科背景上不存在显著差异;(2)90后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和是否独生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校、恋爱经历、生源地、学科背景和父母感情上不存在显著差异;(3)90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4)婚姻态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结论:婚姻态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某高校的调查

基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实演变,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西部某高校大学生作弊的现状、成因及行为发生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考试作弊具有普遍性,作弊行为已经进入到一些学生的基本价值体系,形成一种"作弊文化";(2)来自城乡的学生,在"对作弊的认识倾向"、"作弊动机"变量上有显著差异;(3)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对作弊的认识倾向"、"作弊动机层面"、"管理制度层面"、"作弊原因"等方面有显著差异;(4)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对作弊的认识和态度"上有显著差异;(5)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作弊动机"变量上有显著差异;(6)作弊方式多样,并带有明显的时代技术特征;(7)学生对作弊的认识和态度有不同的倾向、攀比心理的影响、考试试题的结构与性质、教学管理过程的松懈、考试与评价方面的不合理性、教师监考的松懈等是促成学生作弊的重要因素。作者在指出作弊现状、分析作弊成因及其发生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止作弊或尽量减少作弊的干预性建议。     

高职新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高职新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327名高职新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高职新生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生源、独生子女与否、家庭结构、月家庭收入的差异;不同家庭氛围学生、不同求助对象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结论:高职新生的主观幸福感处状况良好,受家庭氛围、求助对象影响较大。     

纳西族地区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对纳西族地区9653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纳西族地区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纳西族地区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初中教师和高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分别是71.89±7.03、72.82±7.61、72.77±7.80和73.17±8.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67,P<0.01）。人口学因素中的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职业信息因素中的不同地域、学校性质、教龄、编制、职称和兼职职务的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得出结论：纳西族地区不同学段的教师整体上是“幸福”的,但受性别、年龄、婚姻、地域、学校性质与编制、教龄、职称和兼职职务等的影响。高中教师幸福人数比例最高,小学教师幸福人数比例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