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宋原放的出版情结

春天的脚步刚刚离去,在北方或是南方,暴雨成灾、高温干旱的异常天气变化,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6月底,<出版史料>第二期出版,按照几年来的习惯,每期出版后总要跟宋原放同志通一次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和要求.这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宋老通话.却在电话中传来了王仿子同志低沉的声调:宋原放同志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农民工“司令”回豫抢收农民工

8月14日,以“农民工司令”著称的张全收回到河南。这一次,他打算在老家四处周游,再次说服自己的老乡到南方去。回到驻马店的张全收几乎每天都要到农村作报告：“只要到我公司,管吃管住,无论有无工作,每月都能领到1300元至1800元工资。”从年初经济危机时的四处退工．到现在的大批量招工．张全收大胆放出豪言：“我的金融危机已经度过!”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序言

1982年夏,为要了解清代书籍、史料、档案的存佚、整理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四位同志到南方各省进行局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告诉我,听湖北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北京有一位同志,以业余时间研究清人诗文集,孜孜不倦,搜罗极广,伏案著录,已达十年。这个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经过打听、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志,他就是人民日报图     

一位离而不休的老人──怀念丁希凌同志

３月１日收到了希凌同志从广州寄赠给我的《奋进集》一书,２日传来了他的死讯,一时如雷击顶：他怎么走得这么急这么快？希凌同志,你可要慢慢走,走好啊！ 丁希凌同志今年８２岁,曾任河南日报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全国记协副主席。离休之后,他似乎更忙了,三年前曾寄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炎黄世界》杂志社社长等１０多个职衔。他说,我在“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中添了一个字,改为“生命在于脑运动”。他认为,一个人的脑子是不能闲的,要经常想着为人民做点事,为人民做好事。他坚持天天读书看报,每天都要审阅若干稿件,接待若…     

悼念敬爱的师长——椿芳同志

姜椿芳同志逝世了,我沉思往事。椿芳同志是我敬爱的师长.这里有崇仰和私淑.也有身蒙其教。我在人生历程上的几个段落,都为他的教泽所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办了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我作为年青的旧报人参加这所革命学校学习。院长是名记者恽逸群同志,他聘请了新闻界知名人士范长江、夏衍、冯定、王芸生等同志到校讲课。教师名单中就有椿芳同志。那时他是时代出版社社长、《时代》周刊主编,他讲“联共党史”     

作为“鬼子”的小津安二郎

我感到很大的不快。过去十五年,我一直是小津的影迷,迷醉于其作品,对他充满景仰,视之为真正的电影大师,如今难免怀着复杂的心情,读完了田中真澄所著《小津安二郎周游》一书,尤其是中间部分的四章。     

烽火硝烟中诞生的解放区电影

荷兰籍世界纪录片大师尹文思,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在离开汉口前,我也想,既然我不能亲去延安,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摄影机交给中国同志,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这样,经过中共同志的帮助,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汽车.当时,我未能看清这个中国同志的模样.我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这位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     

道不尽许多情——怀念李庄同志

有幸在李庄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十几年,他是我的领导、长辈、老师,也是我的同志和朋友.按说我应当称他"李总"或"李老师",但是报社早已约定成俗,众口同音,连工厂的工人都叫他李庄.     

姜椿芳同志献身百科事业的精神永留人间

10月下旬起姜椿芳同志病情加重,社内有些同志见着我,以为我会有所了解而问我:“姜老病情究竟如何?”,出差上海分社也有多位同志问及,使我感到不少同志真切挂念着姜老.12月12日我回京到社,有同志告,按姜老病势,不得不酝酿他身后的悼词,我一听之下忍不住一阵心酸,不意已到此地步,可是仍没有意料到他竟会走得如此之快,17日就去世了. 姜椿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是他坚强的事业心,是他对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青春欢喜--听曹轲解读党报与报人

初识曹轲,缘于他的字.“2005南方传媒高峰论坛”召开不久前,看到了他任主编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内部研究性刊物《南方新闻研究》,打开扉页,每期的卷首语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中一期上,“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青春欢喜”跃入眼帘,让人心生好奇,毕竟这句出自一位82岁老科学家的话曾经在坊间流传一时,曹轲对它又作了怎样的新解？这是一个怎样的“老灵魂”？渴望着怎样的“青春欢喜”？读完那篇字,我的好奇心却越发重起来.没有想到,后来终于在论坛上见到他,却给了我太多的意外.惊讶于他的“书生意气”,惊讶于他的“青春年少”——此次南方传媒领袖云集的盛会上,不满40岁的曹轲是我们聘请的最年轻的兼职教授.于是,我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小丁”，您好!——读丁聪的漫画肖像

我有时有幸遇丁聪，总称呼他“老丁”。在我是出于南方习俗的敬重，因我是小字辈。后来有人指点我，要我忘记年龄悬殊的差距，尽管称他“小丁”好了，因为几乎四十年来，丁聪始终自称“小丁”，没有改变初衷。难怪数年前，吴祖光同志赠诗有云：六十依然是小丁。“小丁”，已有一种不倦地追求某种精神品格的内含了。     

终生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的战士——回忆王揖同志二三事

在同辈人中间,大家几乎都对王揖同志有个共同的印象:他精力充沛,身强体壮。我万万没有料到,竟会突然收到他去世的消息。他走得太早了.太出乎同志们的意外了。 9月20日,我从外地回来.一进家门,就看见桌上放张字条说北京来电话.告知王揖同志病危。我简直不相信这张字条,以为电话中听错名字:误记下来。于是,我急忙给王揖同志的老伴陈振翟同志写信,给北京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写信,打听他的究竟。不料,9月24日又得到了更坏的消息:王揖同志已于9月22日逝世了。信中并说,在他病倒之前,正在为筹     

谈编辑学三原理

振铎同志的著作<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已经出版,我很高兴,这是他对编辑学研究的新奉献.振铎同志鼓励我为之写几句话. 我和振铎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同事多年,对他研究编辑学的刻苦治学精神,我一直深为敬佩.他的著述甚丰,全面涉及我做不到.我选振铎同志提出的编辑学三原理,说一点读后感吧.     

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出版家——追忆宋木文同志二三事

2015年10月22日下午,我正在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高铁上,接到了我的同事,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的电话,说木文老昨天夜间走了,25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等.我的心情一下子沉痛起来,8月份他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我和晓新同志、冯建辉同志、庞元同志去探望他,感觉状态不错,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没想到还是没有坚持住.随后,《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主编李晓晔来电话,希望我写一点纪念木文老的文字.     

痛别王益同志

王益同志悄悄地走了.我要为他没有经受病痛的折磨,从嗜睡衰退而安详地离去得到安慰.我和王益同志相知相交合作共事六十多年,两个人都到了九十以后,在重度失听、无法交谈的时候,相互还是惦记着,有时候他要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几句,让我听听他的声音,不等我回话就挂断电话.     

从署名说起——谈谈作者的精神权利

我有一位朋友,他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曾经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南方某省的省报上。后来,这篇散文被编进中学语文课本,可是他父亲的名字却不见了,散文成了无名氏作品。他还告诉我,现在收进各种语文课本的作品,很多都不说明作者是谁,作品来自何处。例如,目前北京使用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九册,共三十篇课文,只有巴金、老舍、叶圣陶、吴运铎五位同志的文章和李白、苏轼、柳宗元等八位古代诗人的诗词     

“少壮须努力 老大莫伤悲”——记丁希凌

那一天正是立春。在南方日报社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全国记协副主席、广东省记协主席丁希凌同志。他背窗而坐,窗外是繁盛的棕榈树,早晨的阳光被茂密的枝叶碎成万片,洒在办公桌和他的身上。满目的青翠、闪烁的阳光,以及丁希凌急促的话语,敏捷多变的手势,一切都充满了活力。     

永远的怀念——回忆与张万年同志相处的几件事

2015年1月14日,张万年同志逝世的噩耗在中央媒体传来,我感到深切悲痛.1953年,我在41军(现在的41集团军)开始与时任41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作战参谋张万年同志相识相处,他是我亲密的战友、上级、教师和首长,他对我的关爱,仍记忆犹新.     

“我们的明灯熄灭了”——圣雄甘地之死

他是位瘦骨嶙峋的秃头印度教徒,半裸着身子,只裹着一块缠腰布,他那消瘦的脸上,和谐地架着一副小型眼镜. 他周游印度各地拥挤的城市和贫困污秽的乡村,主张用一种非暴力革命性运动对付英国殖民主义者. 他没有办事处,没有兵卒,也没有正式权力,可是能使印度瘫痪,因为他一句话,群众就会停工,把全国的办公室、工厂、铁路的功能都给破坏了.     

关于《中国出版通史》写好"两头"的意见——2006年8月5日在《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前几天石峰同志给我来信,说他很关注<中国出版通史>的质量,对于<中国出版通史>的协调工作感到压力很大.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高度的责任.从石峰同志刚才的讲话,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尽职尽责的编委会主任,他对<中国出版通史>关注的程度,很多,很深;他思考的问题很全面,能够抓到要点;他对于各位专家六年来所付出的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六年来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很充分的肯定;对于<中国出版通史>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编撰工作,提出了很中肯的、正确的、可以为我们大家接受的意见.我完全赞同石峰同志的讲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讲话,他已经把压力变成了动力,把压力感变成了责任感,并且付之于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