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城市流转中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探讨

在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面临着向市地流转的巨大压力。本文基于社会理性决策者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决策主体和决策结果取决于流转前后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的比较这两个基本假设开展研究,探讨了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及其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结论认为,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其中各种不确定性最终反映在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收益、成本及净收益的波动上,而不可逆性与不确定性共同决定了社会决策者在制定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选择价值的重要性及其对决策的影响（降低决策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并促使其延迟决策）。忽视农地城市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决策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偏差,从而导致一定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损失,而忽视不可逆性将直接造成决策后果出现不可逆转性损失。     

农地城市流转区位决策问题探讨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同时由于农地的稀缺性、位置的固定性以及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可逆性的特点,农地城市流转也是城市化、工业化的一种代价。怎样减少这种代价,防止城市用地扩展过程中占用大量的优质农田。农地城市流转的区位决策尤为重要。本文借鉴“生态、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与特尔菲咨询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最后用模糊决策方法解决农地城市流转的排序问题。研究得出:①主因素突出型与加权平均模型较适合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问题研究;②决策者依据不同的偏好,选取不同的决策因子,其决策的结果将不一样;③总体上看来,在以粮食安全为主要因素的情况下,主城区的地块将最后流转,具有农地优势的远城区的地块将最先流转。在以经济发展因子为主要准则的前提下,最先流转的应该是具有农地城市流转优势度的口区的农地,最后流转的是没有比较优势度的江岸区与汉阳区的农地。     

湖北省不同地貌类型城市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比较研究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农地城市流转在不同地貌类型城市中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从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应用1999年～2004年湖北省数据分析了不同地貌类型城市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影响因子本身及其影响系数在不同地貌类型城市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湖北省平原城市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固定资产投资、GDP和人均耕地面积对湖北省丘陵城市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DP和总人口对湖北省山地城市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地貌类型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方向也不完全相同。     

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

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对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4省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将农户分化程度分为水平分化程度和垂直分化程度,前者用农户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表征,后者用农户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表征。研究表明:①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农户水平分化程度的影响不同,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规模的影响与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水平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垂直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的影响不显著。虽然如此,农户农地转出面积主要还是受农户农地资源禀赋约束,而农户农地转入面积则更大程度上受到农户垂直分化程度的影响。     

选择价值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中的应用——以武汉市为例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地资源竞争配置的结果,并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流转时间延迟性三个特征,因此农地具有选择价值。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模型假设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进行估算,并建立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模型。研究结果表明:①将农地选择价值考虑进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模型中,农地是否流转将取决于农地使用价值、开发成本及相关费用和选择价值之和与农地流转为市地的潜在预期价值的差值;②在同一时期,农地流转为城市不同用途地类的选择价值不同,在流转期内,住宅用地的选择价值>商业用地的选择价值>工业用地的选择价值;农地流转为城市某一类型用地时,随着流转时间延迟,选择价值的额度逐渐增加;③基于选择价值理论下的农地流转决策时间,较成本-效益理论下的农地流转决策时间相比,农地流转为城市商业用地的流转时间延后了5年,住宅和工业用地的流转时间分别延迟了6年和9年。科学评估农地资源的选择价值,将其纳入流转成本核算体系中,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起到减缓城市边缘区农地流转的速度。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成本测算——以仙桃市为例

本文总结了前人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成本的研究,在分析了已有文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农地流转外部性的内部化应在内、外部边界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结合过去的研究,将外部成本效应归并为治安状况变差、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自然景观的破坏、公共设施不足、垃圾堆积、农地产量下降7个方面。实证研究选取仙桃市近郊区4个代表性的农地流转地块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应用CVM、AHP等方法测算和分解了其农地流转外部成本,得到结果分别为0.6×104元(/hm2·a)、1.45×104元(/hm2·a)、1.17×104元/(hm2·a)和1.15×104元/(hm2·a);研究表明个体受农地流转外部性影响的大小主要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月收入等因素相关;而农地流转的外部成本大小受到区域繁华程度、土地利用类型、个体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研究进展评述

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对国内外有关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略有不同,研究水平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较大差距。国外学者在农地城市流转的不确定、不可逆及决策风险等方面显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擅长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化研究。我国学者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可逆及决策风险等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已有研究缺少成熟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为此,我国学者应当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更多的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并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土地管理及权属制度加以发展和改进,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分析框架和定量决策模型,这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互联网、农地流转与可持续生计

数字经济时代下,利用“互联网+”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和心理6个资本维度测度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实证结合研究互联网、农地流转影响可持续生计的内在机制,并验证了互联网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通过社会嵌入机制和推动电子商务促进农地流转（转入和转出）;互联网通过推动家庭农地转入进而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互联网、农地转入显著促进可持续生计能力中人力、金融和心理资本的存量积累,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和农地转入对教育水平和可持续生计水平不同的家庭影响效果各异;互联网推动农地转出促进农户即期收入增加。最后提出建议,应加强农地交易市场的互联网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扩展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优化农户生计资本配置;差异化施策,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论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当前在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既是监管者,同时又是利益主体,利益冲突之下的政府行为失范使得政府管制不断加强却又失灵。地方政府应定位于自发制度演进的监督者,其职能应以提供公共物品和市场监管为主。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地区间的制度竞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出台综合性的配套制度来促进农地流转。     

区域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

研究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对科学合理的促进农地流转、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建立农村和谐社会都极具现实意义。本文依据对长江三角洲地区4市7镇319份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率、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单位面积农业纯收益、家庭与等级公路的距离、家庭恩格尔系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户口所在地等因子对农户流转参与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海、南京、泰州、扬州，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子的排序有所不同。由于微观单一经济因子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基于各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子的差异，针对各自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的愿望，从而产生流转的行为。研究通过数学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全面分析，以期为农地市场发育的定性研究提供量化的依据和支持。     

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

为探讨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扣相互影响.本文依据湖北省1980年-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流转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具有长期性.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对均衡呈现一种反向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对于农地城市流转的短期波动具有更为显著的调整力度.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对农地城市流转影响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单向的因果关系表明,湖北省的农地非农转用对城市化水平提高和经济的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明显;而从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来看,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农地城市流转相互作用的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以湖北省1980年至2003年为例

为探讨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本文依据湖北省1980年—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流转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具有长期性。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对均衡呈现一种反向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对于农地城市流转的短期波动具有更为显著的调整力度,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对农地城市流转影响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湖北省农地城市流转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单向的因果关系表明,湖北省的农地非农转用对城市化水平提高和经济的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明显;而从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来看,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农地城市流转相互作用的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武汉市洪山区农地城市流转概率预测

本文在成本效益理论和概率理论的基础上,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建立Probit模型研究农地城市流转概率,并预测其空间分布。为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和避免空间相关性对概率模型的估计误差,采用800m×800m的格网将研究区域格网化,并将格网中心作为研究样点。模型中引入了样点自然特征变量、区域经济因素变量和政策措施变量,通过读取278个样点的GIS属性值和统计年鉴数据值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①农地周围建设用地比例、规划限制对农地城市流转概率有显著影响,离河流、湖泊和绿地的距离及地块单位面积GDP对流转概率也有较大影响; ②研究区域高流转概率区面积约为41.36hm²,中高概率区面积约为371.42hm²; ③新村村、关山村、钢铁村、先建村等处的基本农田流转概率较高,是流转管控重点区域;武丰新村、南湖村、渔光村、青菱村、渔业村等区域则应在符合数量控制指标下优先流转。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城市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时,应综合考虑地块的区位特征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相关性,并重视土地规划与农地城市流转概率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利于规划更为合理和切合实际。     

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综述

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研究中的核心研究内容。加强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与驱动机制研究，准确找出导致耕地数量减少与质量退化的驱动因子并了解各因子内部关系及动态规律，对于合理利用耕地资源、调整用地结构、保护耕地、维护耕地质与量的动态平衡、制定调控政策与措施、合理进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耕地资源持续利用等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了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现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现今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时空尺度、不同口径的数据、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选取的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结论相去较远，存在着统一性、连续性和可对比性较差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探索耕地流转驱动力机制研究范式，是土地变化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挑战，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退耕还林工程土地选择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西南地区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1999年开始试点的退耕还林工程是目前国内涉及面最广、政府投入最多的公共管理项目。工程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程的可持续性,其中工程的目标瞄准性是制约工程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05年对西南退耕还林地区进行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目标瞄准性问题-即退耕地块是否符合现行的国家退耕还林标准;在评价目前我国退耕还林地块选择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退耕还林地块选择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密云水库上游地区“退稻还旱”政策对当地农民生计的影响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最重要的地表水水源。然而近年来，密云水库的入库径流量逐年减少，给北京市的城市生活供水造成很大的压力。当前，为了增加密云水库的入库径流量，北京市政府和河北省正协商在密云水库上游地区实施“退稻还旱”政策，以增加密云水库入库径流量。本文通过农户调查，定量评估了“退稻还旱”政策将对上游地区农民生计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实施“退稻还旱”政策，在3个典型村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分别是：在赤城县后城村，实施这一政策农民减少的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平均比例为3.42%；在赤城县巴图营村，实施这一政策农民减少的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平均比例为13.27%；在丰宁县胡麻营村，实施这一政策农民减少的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平均比例为3.40%；从3个村的总体情况来看，实施这一政策农民减少的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平均比例为4.23%。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

耕地非农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耕地非农化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山东省17个地级市1995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并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提出了各地级市耕地非农化的最优配置数量。研究结果表明：①17个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都在3%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无法低估的;②耕地非农化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从总体分布趋势上看,贡献率由鲁东地区向鲁西逐渐递减;③各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不仅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也受城市化、二三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⑤根据各地耕地非农化的最佳配置值与现实配置量之间的差异进行耕地非农化适度性分析,发现鲁中地区的适度性最高,而鲁东地区和鲁西地区则分别出现了耕地非农化严重过度和严重滞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