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之“井田梦”与“奉天法古”的破灭

“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理想，始创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王莽作为汉儒“井田梦”的试验和牺牲品，走上了孟子早已设好的祭坛。     

汉儒之"井田梦"与"奉天法古"的破灭

"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理想,始创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王莽作为汉儒"井田梦"的试验者和牺牲品,走上了孟子早已设好的祭坛.     

董仲舒的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内容。奉天法古的根本是奉天,奉天是说天子受命于天,当以天意为其行动准则,而《春秋》就是天意的体现,王道则是《春秋》的中心,这是从天意的高度,对王道的合法性作出论证。奉天法古有王权绝对化的一面,也有儒家王道政治的内容。     

《白头吟》写作时代探

《白头吟》的写作时代因其著作权的争议性而成为疑问。综合来看，《白头吟》应写于西汉中前期。原因有三：其一、五言诗在西汉之时已经趋向成熟；其二、《白头吟》不是男性的拟作或代作；其三、自西汉中后期起，汉儒的对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的鼓吹使得女性对之由被动服从到主动遵守，像《白头吟》这样充满决裂反抗精神的诗歌应是在“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思想影响较小的时期之作。     

先秦礼学的历史轨迹

先秦礼学的历史轨迹商国君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诸子思潮汹涌而起。在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潮中，儒家以“礼”为旗帜，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礼学经过孔子、孟子、苟子三人的不懈努力，终使儒家的政治学说──礼学最终确立。探讨先秦礼学的形...     

评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年）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他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政策,鼓吹“奉天法古”的复旧路线,把维护奴隶制的孔孟之道加工改铸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近代一切反动头目所拥护。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把董仲舒当作偶象来顶礼膜拜,喧嚣什么“大家都当董仲舒”。因此,为了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彻底批判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反动实质。     

“文本于天”——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奉天而法古”是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奉天”即法天道,“法古”即法圣人经典之道,这蕴含着“文本于天”的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来源。其二,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即天人在道德、情感等方面相感应、感通,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追求。天人同类相应不仅仅是隐喻方法,更是思维方式,把古人的内心世界（德性、情感）与天地的外部世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三,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中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文本没有恒常不变的原义,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文本。其四,董仲舒指出《春秋》文本的基本特征——“微言大义”,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一是《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深层义有间距性,解释者由文辞的字面义入手,又要突破其字面义而把握其深层义,“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二是《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背离,即“微言”“讳”,要求解释者推见至隐,以把握事实的真相及其隐含大义。     

儒学在陕南的发展及其影响

儒家学说在陕南的传播、研究和阐扬，大致始于汉代。儒学兴起之时，陕南属楚地，战国中、后期又为秦所有。因此，史籍中，汉之前未有儒者活动于陕南的记载。刘彭年《重修汉中府儒学记》云：“惟江汉咏于《诗》，被圣人之化最深且厚。更代以来，号称名郡不衰。岂非义理之涵儒，流风之渐被子久远也哉？”这话显然不对。江汉虽咏于《诗》，却并非在“咏于《诗》”的时代就“被于圣火之化”。《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赢哈，食物常足。故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     

西汉中后期门阀士族的萌芽

西汉中后期的一批官僚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六朝门阀的某些政治、经济特征。由此,可论定西汉中后期是门阀士族的萌芽期。     

先秦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定的教育路线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反过来又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孔老二和孟轲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提出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维护西周的奴隶制。儒家的教育路线是为这条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这条教育路线坚持“复礼”、行“先王之教”,培养“法古”“循礼”     

梁启超“绌荀申孟”的荀学研究析论

晚清时期，梁启超受尊孟抑荀思潮影响，力主“绌荀申孟”。随着时代变迁，他的荀学研究逐步深入，认知荀子的态度不断转变，从“儒家中最狭隘者”的指责到“社会学之巨擘也”的肯定。尤其是到了晚年，荀子“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成为梁启超荀学研究的基本定论。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叉发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以义制利：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

本在诠释义利范畴的基础上对中国义利之辨的源头－儒家伦理中的“以义制利”说进行了钧沉与论证，章认为先秦儒家以义制利说因其合理性而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伦理思维的基本模式和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基础，成为中国先秦后世正统伦理思潮的源头而流传古今，扬播中外。     

北宋道统论视域下的“尊荀”思潮浅述

北宋时期,儒者们为了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需要,十分推崇由韩愈所倡立的儒家道统论,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北宋前期与中期受到推崇,从而形成一股“尊荀”思潮。然而,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尊荀”思潮很快结束,苟学受到贬抑与排斥。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文书传递机构研究

汉代文书传递机构主要有邮、驿、置等,邮在秦至汉初为传递紧急事务文书,西汉中后期为驿所取代,西汉末年至东汉则为“置”的附属机构,主要传递普通文书。“骑置”为驿服务并不承担传递文书的任务,驿取代邮传递紧急事务文书。     

从传统美学看汉大赋之式微

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汉大赋以其宏大的构架、靡丽的文辞、豪迈的笔调著称.然而,自西汉中后期起,甚至包括赋作家本身在内,对汉大赋一直是贬之者多,赞誉者少.人们普遍认为汉大赋的“少真而溢美”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既受讥遭贬于当时,又零落衰绝于后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美学崇尚简约之美和不加雕饰的“白贲”美的视角探究汉大赋衰微之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从董仲舒天人观看“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古代天学与政治互动之影响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思想家,他的学说融合了战国末期的各家学说,以儒家的天命观及其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为主线,并揉和吸收了墨家宗教神学、阴阳家自然哲学、道家人法天道等学说,最终构成了一个博大而精微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独特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以其解释异常天象、自然灾害及其他自然现象,同时他还主张统治者应“奉天”而“法古”,又以“三统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更替时的改历现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成功地将阴阳五行引入到天与人的沟通和感应中,成为连接天象与人事的桥梁,将天道自然与人事政治紧密连接在一起,从侧面推动和影响了天学与政治的互动发展,使天学与政治的互动成为中国古代天学在历史发展长卷中的主线索。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数学生活化”之我见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     

现代主义美学的跨文化期待——论迪金森对席孟儒家文明论的继承和超越

本文从跨文化视角研究席孟和G.L.迪金森的儒家文明论及儒家思想与迪金森的现代主义人本美学之间的全球跨文化知识迁徙,主要分析席孟的儒家文明论以及迪金森对席孟儒家文明论的继承和超越。从儒家文明模式、席孟的儒家文明论再到迪金森扬儒抑西的现代主义人本美学,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围绕儒家“仁”和西方现代人本思潮中的“人”的全球跨文化知识迁徙过程。从儒家以农和民为本的“仁”,再到以人为本的“仁”,最后到以人的德性为尊和灵性为魂的狄金森式唯美思想,儒学西化与西学儒化同步发生,儒学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