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改”札记

修改是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今中外的好诗文,一挥而就的不多。张衡的《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至少改过五遍。苏轼可算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全能作家了,“胸中万卷,笔下千字”,“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诗     

名人改稿

王充著《论衡》85篇,反复修改,用了30年。左思在屋内、庭中到处放着纸笔,想到一句,随时记下,反复推敲,如是10年,写成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只有五六千字,     

试论张衡诗赋作品的新变

张衡不仅是东汉时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是汉代文学发展中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传承了汉代正统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促进了东汉诗赋文学的革新。他既创作出了汉京都大赋之极轨——《二京赋》,于摹拟中有创新;又创作了抒情小赋《归田赋》,第一次在文学中描写了田园隐居的乐趣,开辟了赋写田园情趣、山水之美的新蹊径,开魏晋抒隋赋之先河;张衡的诗作兼涉“四言”“五言”“七言”体裁,既继承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又以文人身份创作五、七言诗,对五、七言诗体的成熟与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诗史地位。     

科圣的“平衡之道”——《张衡传》品读

郭沫若评价张衡说道:“如此全面发展的人物,在世界上亦所罕见。”在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有着“科圣”美誉,堪称“全才”:文学上位列“汉赋四大家之一”,《二京赋》与班固《两都赋》合称“双璧”,《归田赋》影响了后世陶渊明的“归田”系列,《四愁诗》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灵宪》和《浑天仪图注》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推向新的高度;指南车、浑天仪、地动仪、独飞木雕等诸多发明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地震、气象、机械学等方面增添亮色;《算罔论》为中国首次以理论求得π值,《周官训诂》《太玄经注》则是哲学上的著作;此外,他竟然还是唐人眼中“东汉六大画家”之一……诸般成就让人不禁把西方的通才达·芬奇与他相比。     

张衡《二京赋》“实用”特色的儒家思想动因

张衡认为大赋应发挥出有补风规的政治功用,在张衡笔下,《二京赋》能注重契合现实,反映社会弊端,具有鲜明的"实用"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跟张衡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由于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张衡形成了一种尚实的学风和作风,而对虚妄之事极力禁之;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入世致用之心,形成了文必有用的创作思想。张衡的《二京赋》因注重创作的实用性而把大赋创作推入了政治化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大赋的审美色彩。     

张衡与抒情小赋

<正> 在众多的文学研究著述中,张衡都被认为是抒情小赋的开创者。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转机,自张衡以后,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也说张衡“开辟了抒情小赋的道路。他所作的《归田赋》、《髑髅赋》,篇幅简短,情趣甚浓,是汉赋新生的喜讯。”然而抒情小赋的范围极广,凡是以抒情为     

从官职的迁谪看张衡的为人和品德

在《张衡传》中,共有六次写到张衡对待做官的态度和官职的升迁情况,详细弄清这些情况,对学生理解张衡的为人和品德是有帮助的。这六次情况是: (一)“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据历史记载,张衡年轻时就很会写文章,加上他十七岁至二十二岁时曾“游三辅”、“观太学”,更达到了“通五经”、“贯六艺”的程度,于是出了名。汉和帝(刘肇)永元年间,南阳郡太守要推举     

曹植《洛神赋》的思想和艺术管窥

被钟嵘赞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他聪敏早慧,才华卓异。其诗篇堪称“建安之杰”,其赋作开魏晋抒情赋的先河。所写《洛神赋》,思若有神,华采丰赡,清彻圆丽,秀美多姿,为历代赋家所称赏。据《洛神赋))小序介绍,这篇赋作于“黄初三年”,并指出这篇赋作一因“大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日宓妃”,二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因而写了这篇赋。前者主要是指屈原,是为赋作的内因。后者指宋玉《神女赋》之作,是为作赋的触媒。清人何焯说:     

一篇有开创精神的文学论文——评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生于中平四年(公元一八七),死于黄初七年(公元二二六)。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末到魏初,军事、政治、经济发生极大变革的时代。曹丕是这个变革时代的主要角色。他的地位变化很大,升迁显著,由公子、五官中郎将,而为太子、为丞相、为皇帝,历尽沧桑,生活经历丰富。他五岁始学射,而后博通经史。他文学造诣很深,写过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最突出的一篇是《典论·论文》。据《文帝纪》注引《魏书》说:“帝(指曹丕)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回:‘……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另据《艺术类聚》载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说:“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窃见所作     

论张衡《二京赋》的规谏方式新变

规谏被汉赋作家视为赋的重要价值所在,汉赋的规谏往往带有"以颂为讽"的特点,"以颂为讽"是一种比较婉曲、隐晦的规谏方式,但是有时正因为其过度隐晦的方式和过多的颂而不能充分发挥汉赋作家渴求的政教讽谕功用。张衡《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打破了"以颂为讽"过度隐晦、过多颂的规谏特征而具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契合现实"、"多角度的暴露"、"落脚点明确"三个方面。《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较好地调和了创作动机与阅读效果不一致的大赋传统规谏矛盾,在汉大赋规谏手法的革新上作出了成功探索。     

建立汉赋散化体制的枚乘赋风

骚赋出,衣被辞人,产生纵贯两汉的骚赋之流。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骚赋,两汉文人善寻楷模,以之为启我的创作规范,倒不在意继承乃为创新。西汉赋家中,枚乘率先获得这种殊遇,他的《七发》问世,继作者接踵摩肩,形成所谓的“七体”。三国时,被人誉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还在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驷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七启序》)。他未能遍举汉人的“七体”之制,但就此而论,也足以看出《七发》在文坛上的深远影响。今传枚乘的赋,《七发》外尚有《梁王菟园赋》、《柳赋》,不过能够显示他的创作实     

赏析《闲情赋》

笔者通过分析陶渊明《闲情赋》与张衡《定情赋》的异同,认为《闲情赋》学习和模仿了《定情赋》的某些表现手法,但《闲情赋》艺术表现力高于《定情赋》,是同类作品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长门赋》之作者考辨

怀疑《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之理由主要有二：一、陆厥已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二、司马相如先于汉武帝死,而赋序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不过,据陆厥原文分析,“殆非”所说,本意为一家两赋,风格大异,几乎看不出为同出;而对《文选》所录作品序文的情况进行研究。如《长门赋序》非司马相如作。结论：《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本无所疑。     

张衡生在何地?巴尔扎克死于何年?

读《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第四期后,收益甚多。但发现其中有些资料似欠准确,试举二例,敬请指正: 一、《张衡传》的资料上说:张衡是“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这个材料可能引自课本的注释②,但未重新审核。张衡是河南人,我们河南的课本注释、资料解说应该说是可靠的。但查了一些材料,发觉这条注释、资料都是欠准确的.一九六○年的高中语文第五册《张衡传》注释②上,注的是:“南阳西鄂——南阳郡的西鄂县,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县。”当年五月份出版的《张衡》(中华书局本)一书介绍说:张衡出身于“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是否因为后来区县重又划分而有改变了呢?查一九七五年本《中国古代科学家史话·汉代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一文,那上面介绍说:“张衡的家乡在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南阳县城北五十里)。”还     

《长门赋》之作者考辨

怀疑《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之理由主要有二:一、陆厥已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二、司马相如先于汉武帝死,而赋序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不过,据陆厥原文分析,“殆非”所说,本意为一家两赋,风格大异,几乎看不出原为同出;而对《文选》所录作品序文的情况进行研究,知《长门赋序》非司马相如作。结论:《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本无所疑。     

司马相如《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小议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天子游猎赋》 ,《史记》、《汉书》本传连为一篇 ,但从时间来看 ,《子虚赋》本作于梁孝王时 ,而后者则作于武帝建元三年或稍后 ,参《史记》、《汉书》本传及《汉书·东方朔传》。《史记》、《汉书》本传将二赋连为一篇 ,盖主要是从二赋内容及形式的连贯来考虑的 ,而本传所谓的“赋奏 ,天子以为郎” ,则单指奏《天子游猎赋》 ,非指二赋同时奏上。又 ,《子虚赋》开头“而无是公在焉”一句 ,亦非原有 ,而是后来加进去的。据《隋书·儒林传》及《史通·序传》称 ,相如本有《自序》之作 ,而司马迁作传盖本于其《自序》。…     

宋玉赋真伪辨

“宋玉赋十六篇”,最早见载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载“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宋玉集二卷”,到《宋史·艺文志》便不见著录。据郭沫若推测,《宋玉集》大概失传于南北宋之交。现存相传是宋玉的赋作共十三篇:《九辨》、《招魂》(王逸《楚辞章句》所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昭明《文选》所收)、《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古文苑》所收)。另《艺文类聚》卷八二“菰”字条下有“宋玉之(《太平御览》九九九作“赋曰”二字)主人女为炊雕胡饭”一句,似为宋玉     

理渐胜辞——略论秦观的文赋创作

秦观（《淮海集》所存三篇文赋,按创作时间先后依次为（（汤泉赋》、《寄老庵赋》和《叹二鹤赋》。其中,《叹二鹤赋》作于元丰元年（1078）,而非熙宁五年（1072）。这三篇文赋,辞藻铺陈逐渐柔和,文字议论趋于精妙,呈现出“理渐胜辞”的变化特征。这与秦观少时博览强志的读书方法有关,也和他长于议论的丈风有密切联系。秦观的文赋创作水平不高,但他的《叹二鹤赋》也初步具备了宋代文赋的艺术形态。     

兴怀抒愤的佳作──略说贾谊的《吊屈原赋》

作为汉文帝时期一位才气“陵轶飞逸”[1]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2]。贾谊的赋在赋史上具有“据其绪”[3]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开创了汉代骚体赋的先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的赋有七篇，现仅存四篇，最可信的只有《吊屈原赋》和《鸟赋》两篇。前者作于湘江之畔，后者写于贾谊滴居长沙三年之后，均为传世名篇，其中《吊屈原赋》最为感人，它凭着文辞清丽与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辞清而理衰”[4]，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     

张衡主要赋作系年

张衡,字平子。汉章帝建初三年(78)生。张衡淹通之才,文学、史学及自然科学上,他都有所建树,一生著述颇富。本文根据《后汉书·张衡列传》、《全后汉文》、《张河间集》以及《文选》、《古文苑》等有关材料,试图考订张衡主要赋作的系年。疏陋武断之处,识者正焉。《南都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