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燕铭与古籍整理纪略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二十人,有范文澜、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     

庆祝75周年社庆香港中华展宏图

中华书局到今年已成立75周年。为庆祝75寿,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从去年9月始至今年2月,举办了一系列跨年度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去年11月配合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举办的“孙中山先生墨迹展览”,去年9月举办的“古籍珍品展览”,以及今年2月与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华文化在中华”。后者展出了中华书局创立以来的主要出版物,同时邀请内地著名学者赴港主持“《辞海》五十年”、“永乐大典的研究整理”等讲座及研究会,还举办“中华书局75周年纪念发行系列”。     

再抒愚虑

古籍包孕宏富,我个人能力所及只有文史两端。解放后推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成绩最巨,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审不苟,我在中华出版的《书品》里已说过了。但古籍出版总体状况尚不尽如人意,当然,去年一年出版界情况有些改善。现略分几个问题来谈谈,有的已见前文,不厌一再申言。     

肇端既深沉 转而加邃密——新世纪前夕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一席谈

岁末寒冬，北京的阳光依然鲜艳明媚。怀着对历史久远、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而著称的中华书局的敬仰，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以下是记者对宋一夫总经理的访谈。 记者：从1958年我国成立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并确立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机构始，中华书局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作出了哪些突出的贡献? 宋一夫：从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我国专门整理、出版古籍的出版单位始，国务院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办公室就一直设在中华书局。应当说中华书局为我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优秀古籍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首先归功于党和…     

古籍整理进入数字化时代——从中华书局版《中华经典古籍库》成功数字化谈起

正经过10年布局,中华书局数字化发展战略初见成效,自主研发的大型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于6月10日在京举行捐赠开通仪式暨发布研讨会。研讨会上,中华书局向国家图书馆进行了捐赠。《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收录包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经典系列在内的权威整理本,一期收录300种,计2亿余字。产品不仅提供了保留全部整理成果的数字文本,更实现了文本与原书图像的一一对照,并能自动生成引用格式,除支持全文检索外,还添加了独具特色的人名异称关联检索等。     

新发现的明刻足本《花编》

近年,我整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馆藏古籍,发现了明刻足本《花编》。此书原系吴兴藏书家蒋孟苹密韵楼旧藏,后由中华书司购存。1957年原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悉归《辞海》编辑部(1978年改称上海辞书出版社),此书亦随之而来。由于对该书著录不     

别有价值的出版人“庆寿”书

近期,陆续读到中华书局新出不久的四册图书:《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92-2001)、《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陆费逵与中华书局》。这是我国古籍出版的重镇——中华书局九十局庆之时推出的系列纪念性、献礼性图书。书目及大事纪要,可以让人简要直接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贡献及历史;《我与中华书局》,则是同题征文的结集,收录了大量围绕中华书局涉及书、人、情、     

为出版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怀念金灿然同志

金灿然同志离开我们14年了。他生前在中华书局主持工作期间,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革命胆识和开创精神,一直为我们钦敬和怀念。 1958年初,为了加强领导和规划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同志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为它的办事机构,以整理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同时适当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由金灿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就是为后人广泛称道的“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原则。戴文葆先生在《我爱中华》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华是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他“如同进了研究院一样,咧嘴欢笑……”这种集出版、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中华气度,可谓是一种精心擘画的文化大手笔。     

国图展出大量珍贵古籍

正"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已于1 2月初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开展。展览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全国6 0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古籍收藏机构联合举办。此次展出的大量精品古籍实物,全面展示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7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自2 0 0 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4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1 1 3 75部古籍入选,命名1 6 6家全     

李侃与中华书局几部书的编辑出版

从1958年起,上级确定中华书局以整理出版中国古籍为主要任务,然其内部设立有近代史编辑室（组）。这个室几十年来出版了众多上自清代下至民国时期的史料和研究著作图书。李侃同志长期主持或分管这个部门,作了大量工作,有重要的贡献。现仅就李侃同志与几部近代史书的编辑出版情况回忆如下。     

中华香港分局举办社庆暨纪念孙中山诞辰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正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中心门市部隆重举办“古籍珍品介绍展”,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并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从9月中旬开始至明年2月底结束,历时半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展出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七套珍贵古籍:《孙中山墨迹》《永乐大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编辑工作掇忆

前些日子，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同志，把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两本书送交我，说：“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提到您，因此交给您，请看看。”我一看，原来是陈星同志所著的《说不尽的李叔同》和《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陈星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现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教授，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长。他在这两本书的后记中提及，祝安顺同志曾约他为中华书局写一本关于弘一大师与丰子恺交往方面的书，     

赓续文化血脉 展现时代风采——从地方古籍出版社的坚守与追求谈起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就繁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出了指导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古籍出版领域应紧紧扭住...     

卅年甘苦 四点感受

中华书局在出版行业中,论历史虽然说得上相当悠久,但论规模却不算很大。它的出书范围也比较固定而狭窄,是以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个出版社,为什么能够历时75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饱经战乱而犹能生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屡经折腾而不衰落,并且在文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整个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播积累文化和繁荣学术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社会效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对粗制滥造做好传统文化普及工作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成立至今已整整十年。这期间古委会做了大量工作,许多综合大学先后成立了古籍研究所,在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周林同志写了专文总结古委会十年来的工作,并提出新的任务。我很赞成周林主任的总结。今年8月,古委会召开了主任、副主任会议,周林同志提出古委会应如何开展今后的工作,大家交换了意见。这些对我很有启示。这里我很简要地谈谈     

化“腐旧”为神奇——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

近闻陈云同志曾连续多次指示国家出版局、中华书局以及有关大学等单位,一再强调要立即加强古籍的整理工作,并且对整理古籍的方针、步骤作出了明确指示。此事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向来以历史文化悠久著名于世,前人的文化遗产大多存贮于古籍文献之中。在某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看来,古籍文献仿佛是一些“腐旧”的废纸,往往以轻慢的态度加以糟蹋。愚昧无知,会不自觉地做出损害祖国利益的事来。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点意见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怎么搞,怎样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这是近一年来不少同志议论较多的问题。因为工作和爱好的关系,平时也曾有些想法。现在,根据同志们的意见,我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份材料,供领导同志参考。目前的现状一提起古籍,人们总是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其多。但是,这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原来速度就很慢的整理出版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社会上少量流通的古籍(木刻本、新印本)损失相当大,不少人的藏书不是被强行烧了就是     

漫谈当前的古籍编修

漫谈当前的古籍编修金开诚舒年（摘自《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２２日）甲：我看现在大部头书编得那么多，真有个“盛世修书”的意思。特别是大量的传统古籍编成了新的丛书和总集，这与汉唐宋明清的古籍编修是一脉相承的，给人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感。看来一...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从1912年元旦创办到1949年“十·一”新中国诞生,在旧中国经历了将近40个春秋,出版书籍达5700种以上,包括的门类十分广泛,对传播文化知识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企业的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经历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以至在40年代后期竟陷入了窘境。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变,到50年代后期终于走上了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为专业的康庄大道。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书局的新生在我国出版界,中华书局的历史和经营规模,仅次于商务印书馆。这两家都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教科书销售量大、利润大。据说,中华书局从1912年成立后,以成本300％的暴利奠定了基础,业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