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巴蜀地区的佛道之争

巴蜀地区的佛道相争自南北朝时期即见端倪,至唐代前期愈演愈烈,双方施展各种手段,激烈地争夺信徒,以扩大本教影响,当时佛教似乎占有明显的优势。玄宗朝大力推崇道教却并不抑制佛教发展,但道教得到了朝廷的更多支持。佛道二教在玄宗时就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到了中晚唐时期,最终形成三教“殊途而归、体本无异”的和谐共存局面。巴蜀地区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唐代该地区的佛道之争颇具代表性,是我国中古时代佛道关系发展历史的缩影。     

从段成式《酉阳杂俎》看唐代佛道争锋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至唐达到高潮。从初唐到晚唐,有唐一代佛道两教的斗争激烈与缓和交替出现。唐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其内容多有反映当时道佛故事广泛流传、僧道斗法之社会现状,从中可以以一斑窥全豹,了解唐代佛道争锋的大致情况。佛道争锋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是互相仇恨,递相贬斥;二是僧道斗法,法法灵验。     

论唐代“鬼道”

唐代道教的流播，大致可分为神仙道教与民间道教，其表现形式为“仙道”与“鬼道”。唐代是神仙道教鼎盛时期，而民间“鬼道”也有所发展。唐代“鬼道”继承了早期“鬼道”五斗米道的特点，并进一步与巫术迷信相结合，以符水治病，驱鬼降妖，祈福禳灾为特色，对广大下层民众有巨大吸引力，引起了一次又一次民众暴动，同时，“鬼道”也逐渐浸润于上层社会，甚至渗透到皇室宫禁，对唐代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论唐代道教的管理措施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道教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措施，除了实行度牒制度和道籍制度外，还以世谷礼法来约束道教，体现了道俗结合、世俗礼法高于并统摄教内法规的管理特征。     

唐代豪侠小说初探

唐代豪侠小说的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中期是唐豪侠小说的繁荣时期，表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唐豪侠小说的内容丰富，大致可分四类；宣扬侠义精神，歌颂侠客行侠仗义之举；展现侠客在政治斗争中的风彩；写复仇主题；展示侠客神奇武功和神秘的法术，唐豪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化背景较为复杂，唐代任侠风气的高涨、佛道二教的兴盛、中晚唐社会的动荡、人的“作意好奇”是其繁荣的主要原因。     

佛道思想在盛唐隐逸诗中的交融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     

佛道思想在盛唐隐逸诗中的交融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其接触,受其影响最深的阶层。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     

论唐代道教的写经

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道教写经最盛行的时代。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藏》编撰及道经的传写。作者对唐代道经编撰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缜密的阐释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唐代道经传写的盛行;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     

论唐代道教的管理体制

本文考察了唐代中央道教管理体制的形成和确立以及各级道官机构的设置,认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道教管理体制,体现了道俗结合、政权高于并控制教权的特征.     

唐史剳记（二则）

一、武则天摆弄佛道两教。她立李弘为太子时，利用道教《洞渊神咒经》：她称帝时，利用佛教《大云经》。二、大和二年刘蔷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揭开了文宗朝反阉斗争的序幕，预示了反阉斗争的发展趋向。     

试论贵州邪教与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的相似性

贵州佛道儒巫虽有其自身的特性,但相互间并非完全对立和排斥,其包容性形成了佛道儒巫混杂的宗教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与邪教在信仰目标、教主崇拜、修炼方式、有经典和教义作为组织的依托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使贵州佛道儒巫混杂的宗教文化有可能为邪教的产生和存在提供温床。     

略论金末元初的三教关系——以万松行秀、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为例

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从万松行秀与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与丘处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可窥一斑。各派在当时高唱三教合一,虽然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大家都希望以己为一,将对方同化;但从更深层次而言,儒、释、道在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中就有了结合的可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报应、地狱及忏悔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果报应、地狱受过和忏悔负罪等宗教观念也传入了中国。忏悔之法,作为佛教的一种宗教仪规,对中国一般僧尼乃至普通士人和民众的历史影响十分突出。忏悔观念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儒学道德自律的某种缺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文化产物,成为影响中国士人文化品格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     

藏传佛教文化的世俗化

藏传佛教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固有的生存模式;然而,全球宗教的世俗化必然波及沉寂千年的藏传佛教文化系统。本文从宗教道德、宗教情感、以及宗教信仰形式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世俗化发展的藏传佛教,立足文化的角度探讨藏传佛教社会功能的变迁。     

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路径及当代适应性研究

藏族社会全民信教以及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一种是包括家庭宗教经验和寺院学习的宗教教育,另一种是以强调习俗、禁忌为主的宗教礼仪规则。宗教教育与宗教礼仪在继承藏传佛教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还将蕴含在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传扬下去。当代社会,藏传佛教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

众多的居士是中国佛教的基础，以居士身份学习研究的律学，且称为居士戒律学。虽然小乘律学一般被视为教内秘学，但在“方便”的前提下，这条禁令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形同虚设，熟悉戒律，甚至以律学见长的居士，历代都有。士大夫们对戒律的钻研，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见解，也是中国戒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居士律学的发展，说明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内部的戒律必然会跟其外部社会的各种约束规范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促使着对方的演变。     

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

满洲的先世信仰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从满洲形成前后至清入关前,满洲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进行了整合和规范;逐渐吸纳了其他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等宗教,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信仰萨满教为主,其他宗教为辅。这种变化不仅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入关后的宗教政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武灭佛”到“康熙禁教”

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和“康熙禁教”，对我国宗教及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发展与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它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宗教，也启示着宗教界人士如何适应社会。     

试论古格时期藏传佛教诸教派在阿里地区的弘传与纷争

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初,在古格王室的大力扶持下,佛教从上部阿里地区开始弘传,阿里地区一度居于全藏宗教文化的领先地位。同时,后弘期前期也是西藏佛教发展史上一个极具活力的时代,宗派竞起,精彩纷呈。在这一过程中,卫藏地区后来居上,各教派在卫藏地区相继创立,并传入上部阿里地区。其中,止贡噶举派成就特别突出,得到西藏西部的古格、普兰、拉达克等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阿里地区主导教派。15世纪初,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兴起并迅速传入阿里,得到古格政权的大力扶持,成为古格境内的主导教派;另一方面,拉达克政权则开始转而成为主巴噶举派的信徒,双方在宗教派别的信奉上渐生分歧,格鲁派与主巴噶举派的矛盾日益增加,以致双方冲突不断,直至古格政权崩溃。     

宋代帝王的宗教思想及其特点

三教合流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反映,提倡一种“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精神。宋代帝王顺应了三教合流思想,采取了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宗教思想为辅助手段的方针,允许佛道二教的均衡、适度发展。使得宋代帝王的宗教思想呈现出功利性、多重性、历史继承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