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春秋》比较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史书的通称,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即指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谓西周圣王采诗之事消失以后。象《诗经》之类的著作也就没有了;《诗经》之类的著作没了《春秋》之类的历史书籍就产生了。这些历史书籍所记的皆为齐桓公、晋文公等争霸。主事,所用的都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春秋》,乃专指孔子编修的、自汉以来被历代认定为“六经”之一的“鲁之《春秋》”。孔子自己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诸侯各国史书褒善贬恶的大义我都私下取来写进鲁国的《春秋》里了。     

《孟子》札记三则

《孟子》首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应遵从传统解释,意为从万中取得一千,从千中取得一百。"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据廖平校订,当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语,据宋王元泽所见《孟子》古本,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     

中国古代“诗史”举隅

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先秦时代诗与史是不分的，诗即是史，史即是诗。清钱谦益《胡致梁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儒家"诗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诗教”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p1609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们知道《礼记》一书是由汉儒整理的西汉中期以前先秦儒家的理论著述,见于《礼记》的“诗教”主张虽然不能证明是…     

《诗》亡然后《春秋》作——论《左传》里引用到的《诗经》诗句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即面对当时“礼崩乐坏”道德衰退的局面,孔子欲通过寄寓褒贬于史书之中,建立善恶是非的标准,重新振起道德的基础。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六经皆史”,按这个标准,《诗经》也可以算是一部历史,其中的民族史诗便是其中代表,当然,《诗经》的历史的性质自然不如《春秋》强。然而,从其中体现的思想来看,两者还是相承接的。     

试论"诗穷者而后工"的内在原因

"诗穷者而后工"是由"发愤著书"衍生出来的子命题.其产生具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为"穷而发愤",其文"要约而写真";二为"穷而发愤",其文能"写人情之所难言";三为"人穷则诗工";四为"欢愉之辞难工,穷愁之言易好"."诗穷者而后工"其实道出了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内在动力问题.     

"歌《诗》"艺术的审美效果

《左传》中的"诗以言志",指西周至春秋时士大夫在朝聘、盟会、享燕、祭祀等场合中,常常或歌《诗》、或赋《诗》、或诵《诗》、或引《诗》言志,微言相感。考诸《左传》《国语》中所载的歌《诗》事例及二书中所载的音乐理论,歌《诗》艺术有三个方面的审美效果:"美其声";"‘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     

课外文言文语段训练

《太史公自序》节选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     

"诗无达诂"论

在对诗歌文本的意义阐释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刘勰的“知音”说等,都是以探求和追寻作品确定不变的原意为目标的。然而事实证明,这往往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完成的。与此不同,《易经·系辞》中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思想,荀子也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到了西汉,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的命题。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华第五)刘向也曾提到:“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     

中国古代地图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国古代地图的起源在远古的中国,就流传着地图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龙马负图"和"史皇作图"的传说。学术界认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是源于禹所铸的九鼎。杨慎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九鼎上的地图就是历史上所言的山海图,而对地图的说明就是《山海经》。他在《山海经补注》中写道:"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日〈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然图与经存。"夏禹铸造过九个鼎,鼎上各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     

青春口哨

编者推荐:用"口哨"串联诗与歌——前有《十不该》,中有杜牧《泊秦淮》,后有《童年》——"‘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下一句是什么"处在波谷最低点,"口哨把我拉向‘亡我’之途"。用杜牧诗中"亡国",引出"亡我"之感慨——行文流畅而有文采。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谈读诗

我们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诗的国家。诗人之多,诗作之多,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一大半是诗歌史。学习中国文学,如果不读诗,那就简直可以说没有真正接触到中国文学。我们中国,又是一个有读诗传统的国家。《诗》、《书》、《易》、《礼》、《春秋》;《诗》为五经之首。孔门弟子念的第一本书,就是《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试析宋代诗论对《春秋》义法的吸纳——以杨万里、张戒为考察中心

杨万里、张戒等宋代诗家会通诗学与《春秋》,发现二者不但社会功用相通,而且纪事之妙相类,于是吸纳《春秋》义法以论诗。他们既融会《春秋》的"义"以凸显诗的社会功用("为世鉴戒"),又借鉴《春秋》的"法"以强调诗的艺术特质("深微蕴藉"、"文约意长"、"婉雅合礼"、"具文见意"),从而在江西诗派风靡一时、理学家诗论影响日增的时代,起到了一定的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以杨万里、张戒为代表的宋代诗家吸纳《春秋》义法论诗,不仅坚守住了儒家诗论的"言志"传统和诗教取向,而且也在体悟"《诗》与《春秋》纪事之妙"的基础上推进了对诗歌审美特性的探求,既有益当世,又泽被后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第一部"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奉称为《诗》或《诗三百》,共306篇,分“风”、“雅”、“颂”三部分,是我国文化史的光辉起点和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著,以记言为主。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诗歌集。第一部理论散文总集:《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期吕不韦的门客编成。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又名《太史公…     

史传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上）：－文史因缘中的小说史解读

“胜质则史”、“《诗》亡而后《春秋》作”,史同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与成果,其间因缘割舍难尽。中国史学之发达,重史崇史观念之浓重世所罕匹,史学堪称中国古典明的渊薮与结晶。化精英在长期大量纪传体历史编撰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系统－史传传统深受学濡养,同时又对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嘉惠良好。薪尽火传,富含学性的前四史及六朝正史虽为刘知几《史通》诋斥摧抑,并造成后世正史学意味的剧衰,其叙事写人艺术却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延伸发展,对史传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正是唐人传奇小说号为“一代之奇”、“特绝之作”,从而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体独立。成败两由之,史因缘洵为解读中国小说史的总枢机与大关键。     

史传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上)──文史因缘中的小说史解读

“文胜质则史”、“《诗》亡而后《春秋》作”．文史同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与成果,其间因缘割舍难尽。中国史学之发达、重史崇史观念之浓重世所罕匹,史学堪称中国古典文明的渊薮与结晶。文化精英在长期大量纪传体历史编撰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系统──史传传统深受文学濡养,同时又对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嘉惠良多。薪尽火传,富含文学性的前四史及六朝正史虽为刘知几《史通》诋斥摧抑．并造成后世正史文学意味的剧衰,其叙事写人艺术却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延伸发展。对史传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正是唐人传奇小说号为“一代之奇”、“特绝之作”,从而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成败两由之,文史因缘洵为解读中国小说史的总枢机与大关键。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